材料一：1842年，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这是广州港由宗主国独立自主的贸易港口变成殖民地性质的贸易港口，并在外贸地位上逐渐衰落的转折点。1843年到1853年，广州港生丝出口量从1430担增加到3662担，而同时期上海生丝出口量则从零增加到46655担。

——摘编自程浩《试论鸦片战争后广州港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清政府统治晚期，除既有的被迫开放的“条约口岸”之外，主动开辟埠头三十多处，称为“自开商埠”。面对甲午战争之后的财政困难，总理衙门奏说：“计惟添设通商口岸，籍禆饷源”。相对于“约开”口岸中各种主权的丧失，自开商埠“由我自握其权……以期振兴商务而保主权。”自开商埠的发展，带动了近代工业、金融、通讯、城市建设等经济部门的兴起。

——摘编自刘文俊《自开商埠及城市近代化》

材料三：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一个从经济开放到文化交流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格局，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持续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我国已经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开放型经济体系已经形成。

——摘编自沈迅《浅论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渐进发展及其意义》

材料一   广州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秦汉时代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二千年里，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几乎都居全国港口的中心地位。1842年，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这是广州港由宗主国独立自主的贸易港口型成殖民地性质的贸易港口，并在外贸地位上逐渐衰落的转折点。1843年到1853年，广州港生丝出口量从1430担增加到3662担，而同时期上海生丝出口量则从零增加到46655担

——摘编自程浩《试论鸦片战争后广州港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等

材料二

材料三   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如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这些企业虽由官府控制，但吸收私人资本，产品投放市场。当时外商企业垄断民用工业，洋务派希望兴办民用工业同外国人竞争，“分洋商之利”，同时给军事企业提供资金。

——摘自《中国近现代史》上册

材料四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鸦片战争以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不堪，难以应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

材料一从秦汉时代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二千年里，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几乎都居全国港口的中心地位。 1842年，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1843年到1853年，广州港生丝出口量从1430担增加到3662担，而同时期上海生丝出口量则从零增加到46655担。

——摘编自程浩《试论鸦片战争后广州港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如下图所示内容。

材料三 40年里，开放成为了推动和深化改革、支撑和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开放带来了中国改革发展缺少的外部资源，拓展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空间，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发展的“倒逼机制”。开放的内容不断扩展丰富。开放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外部世界的开放逐步扩展到中国内部的相互开放，最后是世界各国之间更大的开放。

——摘编自杨雪冬《对外开放40年的成就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