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了“中国的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的论断。然而，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群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西方文明最终形成一种西方主宰全球的推动力。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的四分五裂。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