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养蜗牛

父亲去世后，母亲来北京跟我住。我忙于写作，实在抽不出空陪她。母亲被寂寞所困的情形，令人感到凄楚。

楼上人家赠予母亲几只小蜗牛。那几个小东西，只有小指甲的一半儿大，粉红色，半透明，可爱极了。

母亲非常喜欢这几个小生命，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漂亮的茶叶盒儿里，还预先垫了潮湿的细沙。母亲似乎又有了需精心照料和养育的儿女了。她经常将那小铁盒儿放在窗台上，盒盖儿敞开一半，让那些小东西晒晒太阳。并且很久很久地守着，怕它们爬到盒子外边爬丢了。它们爱吃菜心儿，母亲便将蔬菜最嫩的部分细细剁碎，撒在盒儿内。

母亲日渐一日地对它们有了特殊的感情。那种感情，是与小生命的一种无言的心灵交流。有时，为了讨母亲欢心，我也停止写作，与母亲共同观赏。

八岁的儿子也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奶奶，它们能长多大啊?”

“能长到你的拳头那么大呢!”

“奶奶，你吃过蜗牛吗?”

“吃?……”

“奶奶，我想吃蜗牛!我还想喝蜗牛汤!我同学就吃过，说可好吃了!”

“可……它们现在还小啊……”

“我等它们长大了再吃。不，我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以后再吃，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有蜗牛吃了。奶奶你说是不是?”

母亲愕然。

我阻止他:“不许存这份念头!不许再跟奶奶说这种话!”儿子眨巴眨巴眼睛，受了天大委屈似的，一副要哭的模样。

母亲便说:“好，好，等它们长大了，奶奶一定做给你吃。”

从此，母亲观看那些小生命的时候，儿子肯定也凑过去观看。

先是，儿子问它们为什么还没长大，而母亲肯定地回答——它们分明已经长大了。

后来是，儿子确定地说，它们已经长大了，不是长大了一些，而是长大了许多。而母亲总是摇头——根本就没长。

然而，不管母亲和儿子怎么想，怎么说，那些小生命的确是一天天长大着。壳儿开始变黑变硬了，它们的头和柔软的身躯，从背着的“房屋”内探出时，憨态可掬，很有妙趣了。

母亲将它们移入一个大一些的更漂亮的盒子。

“奶奶，它们就是长大了吧?它们再长大一倍，就该吃它们了吧?”

“不行。得长到和你拳头一般儿大。你不是说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之后再吃吗?”

“奶奶，我不想等了，现在就要吃，只吃一次，尝尝什么味儿就行了。”

母亲默不作答。

我认为有必要和儿子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了。趁母亲不在家，我将儿子拉至跟前，对他讲奶奶一生多么地不容易；讲自爷爷去世后，奶奶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讲那些小蜗牛对于奶奶的意义……儿子低下头说:“爸爸，我明白了，如果我吃了蜗牛，便是吃了奶奶的那一点儿欢悦。”从此，儿子再不盼着吃蜗牛了。

一天晚饭时，母亲端上一盆儿汤，对儿子说:“你不是要喝蜗牛汤吗?我给你做了，快喝吧。”我狠狠瞪儿子一眼。儿子辩白:“不是我让奶奶做的!”母亲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困惑地慢呷一口，鲜极了!但那不是蜗牛汤，而是蛤蜊汤。

其实母亲是把那些能够独立生活的蜗牛放了，放于楼下花园里的一棵老树下。她依然每日将菜蔬之最鲜嫩的部分，细细剁碎，撒于那棵树下……

一天，母亲说:“我又看到它们了!它们好像认识我似的，往我手上爬。”我望着母亲，见母亲满面异彩。那一刻，我觉得老人们心灵深处情感交流的渴望，令我肃然，令我震颤，令我沉思……”

(作者:梁晓声。有删改)

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

梁晓声

我的意识中，母亲像一棵树，父亲像一座山。他们教育我很多朴素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令我终身受益。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父母早期的家教都具有初级的朴素的人文元素。

我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兄妹五人。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到外地工作，每月把钱寄回家。当时父亲的工资很低，每次寄回来的钱都无法维持家中的生活开支。母亲在家里要照顾我们五个孩子的生活，非常辛劳。母亲像一棵树，秋天不落叶，要等到来年春天，新叶长出来后枯叶才落去。

一次，我小学放学回家走在路上，肚子饿得咕咕叫，正无精打采往家赶时，看到一个老大爷赶着马车从我面前走过。一股香喷喷的豆饼味迎面扑来，我立即向老大爷的马车看过去，发现马车上有一块豆饼。我本来就饿，再加上豆饼香味的刺激，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拿着豆饼填饱肚子。我趁着老大爷不注意，抱起他身旁唯一的一块豆饼，拔腿就跑。

老大爷拿着马鞭一直在后面追我，我心惊胆颤地躲在家里，可没想到他还是找到了我家。

“你看到一个偷我豆饼的小孩吗？”老大爷问我母亲。母亲对发生的事全然不知。老大爷就把事情的经过给母亲详细说了一遍。母亲听完后，立即命令我把豆饼还给了老大爷。他大约走了十几米远后，母亲突然喊住了他，将家中仅剩的几个土豆和窝头送给了他，老大爷看到玉米面做的窝头时，就像一个从未见过粮食的人一样，眼睛放亮，一边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一边流着眼泪。

母亲回到家时，我以为她会打骂我，可她没有，她要等到所有的孩子都回来。晚饭后，她要我将自己的行为说了一遍，然后她才严厉地教训我：“如果你不能从小就明白一个人绝不可以做哪些事，我又怎么能指望你以后是一个社会上的好人？如果你以后在社会上都不能是一个好人，当母亲的对你又能获得什么安慰？”这些道理不在书本里，不在课堂上，可这些道理使我一生受益。

当时我家虽然非常穷，但母亲还是非常支持我读书，穷日子里的读书时光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我曾在同学那里借来《红旗谱》读过，后来才知道还有下集，上下两部加起来一块八毛多一点。我还清楚地记得书的封面是浅绿色的，画有红缨枪，颜色很鲜红，我很喜欢，非常想看这本书的下集。当时正读中学，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起勇气去找母亲要钱。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来到母亲做工的小厂。进去一看，原来母亲是在一个由仓库改成的厂房里做工。厂房很热，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整个车间就像一个纱厂一样，空气中飞舞着红色的棉絮，所以母亲戴的口罩上都沾满了红色的棉絮，头发上、脸上、眼睫毛上都是，很难辨认哪位是我母亲。

我一直不知道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后来还是母亲的同事帮我找到了她。见到母亲，本来找她要钱的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什么事说吧，我还要干活。”

“我要钱。”

“你要钱做什么呀？”

“我要买书。”

“梁嫂，你不能这样惯孩子，能给他读书就不错了，还买什么书呀。”母亲的工友纷纷劝道。

“他呀，也只有这样一个爱好，读书反正不是什么坏事。”母亲说完把钱掏给了我。

拿着母亲给的钱，我的心情很沉重，一点买书的念头都没有了。我用母亲给的钱给她买了罐头。

母亲看到我买的罐头反而生气了，然后又给了我钱去买书，那时我就拥有了完整的《红旗谱》和《播火记》，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致后来参加工作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了二三十元钱，给母亲买回所有款式的罐头和点心。母亲看着我买的礼物，泪流满面。她把这些罐头擦得很亮，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

母亲最令我感动的事是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那件事。当时因为我们家里小孩多，所以居委会给了我们家一点粮食补贴，有五至十斤粮食吧。月底的最后一天，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揭不开锅，母亲就拿着饭盆将几个空面粉袋子一边抖一边刮，终于刮出了一些残余的面粉。母亲把它做成了一点疙瘩汤，然后在小院子里摆上凳子。

正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讨饭的。这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衣服穿得很破，脸看上去也有几天没洗。他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喝疙瘩汤的时候，显得非常馋。母亲给他端来洗脸水后，又给他搬凳子，把她自己的那份疙瘩汤盛给了他，而自己饿着肚子。

然而这件事被邻居看到后，不知是谁在开居委会时把这个事讲出来了，说我们家粮食多得吃不完，还在家中招待要饭的人。从这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粮食补贴了。可我母亲对这件事并没有后悔，她对我们说你们长大后也要这样。

康熙字典

梁晓声

集市，即便在小镇，也还是热闹的。

少年面前的地上铺一张白纸，特白，闪着好纸的光芒。那是旧挂历的一页，是在集市上花一角钱买的——他自然舍不得花一角钱买，但馄饨铺的老板娘无论如何不肯白给他。

“都是去年的挂历了，你就扯一张给我，也不是什么损失。”

“不是什么损失？损失大了！你看那明星，结婚了，息影了。息影，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再也看不到她演的影视剧了！一册挂历上全是她一个人，有收藏价值的。扯一张给你，不完整了，不完整了还有啥价值？”老板娘从挂历上扯下那一页时，表现得十分不情愿，仿佛真吃了极大的亏。

午后三点多，集市的热闹像戏剧的高潮般过去了。少年仍蹲在那页白纸旁。白纸正中，摆着一部纸页破损、颜色像陈年谷子似的字典。1949年以后，全中国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那种字典。它已没了原先的封皮，后贴上去的封皮上写着“康熙字典”。笔迹工整又拘束，是少年写上去的。

他的左边，是卖肉的摊位，从上午到此刻，买肉的人络绎不绝，卖肉的汉子忙得不亦乐乎。右边，是卖油条的，生意也不错，农村人一年四季自家是炸不了几次的。跟着大人们赶集的小孩子，十之八九要央求大人给买了吃。城乡差别，至今仍明明白白地体现在细微处。而且，越是体现在细微处，越使农村的少男少女们做梦都想成为城里人。

这少年也有那样的梦。

真的梦是无逻辑的，人生的梦却须循着某种规律。

少年凭着刻苦学习的一股韧劲考上县重点高中，那是他实现人生之梦的关键一步。拮据的家庭负担不起住校费用，为了圆梦，他想买辆旧自行车骑车上学，尽管每天要走几十里的路，有些辛苦。靠他卖废品才存下二十元，要拥有旧货店中那辆状况还算好的自行车，得先卖掉他的《康熙字典》。父亲病故了，母亲在南方打工。他清楚妈妈挣钱的辛苦，不忍向妈妈要；并且他也清楚，妈妈正省吃俭用地攒钱，以备他将来考上大学的花费。

集市渐渐冷清，卖肉的和炸油条的，在他的巴望之下先后离去。他和那页旧挂历纸的存在，总算是比较显眼了。炸油条的摊位那儿，留下了几块烧过的炭，他捡起一块，在纸上写出一个大大的“卖”字，那是他上学以来写的最大的字。

天已傍晚。

终于有四个人围住了少年。其中一人三十六七岁，隔街走过来的，左腿一瘸一拐，看上去较有文化，他对字典的兴趣挺大，拿在手中翻看良久，少年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不料他说：“这字典其实没什么收藏价值，是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字典而已，至今民间仍多的是。而且，显然做了手脚，把最后一页撕掉了，最后一页肯定印着出版年份什么的…… ”

“没做手脚！”少年愤怒了。他确实撕掉了最后一页，但不是为了骗人，而是最后一页太破了……

少年的辩解已无济于事，他用半页挂历纸包起字典离开小镇时，天已黑下来。

“那孩子，过来，帮帮我! ”

他听出是那个坏了他事的男人的声音。原来那人的左腿有半截是假肢。他因为躲一辆卡车而摔倒，假肢的关节处摔坏了，站都站不起来，他的处境无疑很危险，路那么窄，不被压到才怪呢!

少年尽管恨他，但还是站住了。

他是县重点高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开学后，任班主任的他手持名册点名时，意外地看到那卖《康熙字典》的少年应声站在他面前，他愕然了……

下课后，老师将他引到无人处，表示感谢，问“字典卖掉了吗? ”

学生摇头。

“我收回我的话，因为老师说的不对，那字典其实很有收藏价值……”

学生将目光望向别处，不言语。

“卖给我吧，我出两百元。”“我不能和老师做交易! ”学生说罢，转身跑了。

过了几天，老师旧话重提，学生还是说不能和老师做交易。

“老师都和你说过几次了，你都不给老师一点面子嘛？你本来就是想卖的，不是吗？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应该由知道它价值的人来收藏，对不对？”

最后一次，老师有点生气了。

于是，老师得到了康熙字典，学生得到了一辆自行车，新的。

三年弹指一挥间，少年考上了上海交大。临行，送给老师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老师，我明白你为什么非要买我那本《康熙字典》，也明白了某些东西的真正价值是什么。”每每看到它，老师心里就漾起一股暖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