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看见花

①早晨上班经过护城河岸，在花木交易区，看见大棚培育的鲜花散布在土里土气的旧物之间，甚是生动，我便买来几盆。小巧的花盆里，盛开着毛茸茸的红色小花，这种花在童年时的乡村很多见，它们叶子碧绿、花开红艳且日久不凋。乡下人管这种花叫“长寿梅”。“长寿”是说这花好养活、花期长，“梅”的来意大约是它开在冬天吧。这花并无枝干，如一墩菠菜样贴地而长，花朵的形状如同一个小绒球，与“梅”的外形其实并不相干。

②我兴冲冲地把几盆长寿梅带到办公室，每个同事的桌角放一盆。已是寒冬，小城万物萧瑟，这一簇簇鲜艳的“梅花”，在桌案上火焰一般跳跃，同事们都很高兴。王老师大赞曰：“以前是抬头看见一堆资料，现在好啊，抬头看见花！”抬头看见花，多么好的意境，当我们伏案劳作，忙到头眼昏花、筋疲力尽时，一抬头，见桌案上一盆小小的长寿梅生机盎然地开着，多么令人欢喜！这长寿梅叶子碧绿浓密，几朵花鲜润地高出叶浪，像一些小手臂在跟你打招呼；数朵花参差地插在叶子间，有环佩叮当般的美感。看到此，心情怎能不澄澈、明朗、欣悦？肩疼、颈酸、眼累、心乏等等，都被这一盆小花儿给疏解了。

③我的一位女性好友，每次出门必然化妆并衣着讲究，尤其是在冬天，她穿着色彩艳丽的大衣，裹着飘逸的丝巾，戴着考究的帽子。她笑着说，我要给生活开朵花！其实，她是被花治愈的人。几年前，她生病在家，大家都很担心她。有一天，她走到窗前，突然看见光秃着枝丫的玉兰开花了，那玉兰将一柄花枝探进她的窗框，像画一样美好。那初绽的玉兰花点燃了她，她的内心一点点融化，从那天开始，她迅速康复。她还告诉我一个细节，当看见玉兰花开的那个上午，她推开窗子，楼下一个女孩正在仰头看花，目光对视时，给了她一个真诚甜美的微笑，这笑和花都是治疗她的药引子。所以，她现在也想做一枝花，开在严寒的冬天里，把别人心里的冰融化。

④我还曾走进一个孤寡老人的家，他的腿病使他行走艰难，病发时下不了炕、出不了屋子。他的屋子狭暗，但窗台上摆满各种各样的木花。他将树枝削掉外皮，削出一层层木屑，木屑下落，卷起来像层层花瓣。他拿颜料将那些“花儿”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然后“栽”在窗台那一块长满孔洞的皱麻石上。坐在木花旁边的他乐呵呵的，不见困顿之情。现在想来，那些生动的色彩是他为自己制造的阳光和火焰，他用来温暖、照耀自己。当他被病痛折磨的时候，他从苦闷里抬起头的刹那，看见的是鲜艳的花，是人人期待的春天。

⑤抬头看见花！这非常值得期待。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累了、乏了、倦了的时候，猛然一抬头，与一树花对视，这是多大的幸福啊！但四时有序，花开有时，那一束花开常常被辽阔的苍茫代替，被嘈杂的市声淹没。在没有花开的时节，乐观的人们从不等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用纯洁而向美的心灵去创造，让寒冬开花，让枯枝开花，让石头开花……

京剧札记

王元化

①要接受并欣赏一种艺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那就是需要逐渐地去适应，去熟悉，去习惯，去理解，这样，才能培养起对它的兴趣，引发起对它的爱好。接受并欣赏京戏，尤其需要这样一种过程。如果说任何艺术品都有它特定的语言，那么以虚拟性程式化为手段、以写意为表现形态的京戏的特定语言，就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艺术语言之一。观众要接受京剧，就先要使京剧的特定语言在自己心中有一个破译过程。这种过程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熏陶，才能慢慢习惯起来。以我自己为例，我在五六岁时经常被喜爱京剧的外祖母带到剧场去看戏，往往不到终场即已昏昏入睡，散场后由家人抱着回家。有好一阵，如果不是孩子爱热闹的心理，我对剧场中刺耳的锣鼓喧哗是难以忍受的。我也害怕老生或老旦一直呆坐着或呆站着大段干唱。我看武戏开打，才感到有点意思。但我并不懂功架身段，只知道黑脸杀出红脸杀进，打旋子，翻筋斗，耍枪花……这些近于杂技式的功夫。后来年岁渐长，在较长的看戏过程中由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也由于大人和同学在闲谈中无形的点拨，才逐渐习惯京剧语言，才喜欢上京戏。

②凡懂得并喜欢京剧的人都会同意京剧最吸引人的是在唱腔方面。我小时候在北京，观众到剧院，不说看戏而说听戏。据说早先时候，一些老观众，只是闭目聆听，用手拍板，而眼睛并不看台上。这固然是一种不足道的畸形现象，但同时也可见唱功在京剧中所居的重要地位。也许这和我国艺术传统素重音乐有关。早在先秦时期，音乐理论就已十分发达。连对艺术十分轻视的法家，在音乐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如韩非就记有音乐的理论：“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清微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至于有关音乐的传说与美谈，如“广陵散”“伯牙琴”等等，更是不胜枚举。这种艺术传统的基因也渗透在京剧中。

③京剧老生从同光十三绝的程长庚、余三胜到谭鑫培、汪桂芬、余叔岩，再到言菊朋、孟小冬、周信芳、谭富英、马连良、杨宝森……在唱腔上经过不断的变化，形成稳中有降自不同的流派。他们都使京剧唱腔能表现最丰富、最复杂的情绪，或凄怆，或悲愤，或沉郁，或高亢，或雄伟，或委婉……摄人心魄，使人陶醉。我觉得音乐理论工作者就该好好研究这一未经深入探讨的瑰宝。我青少年时代听到一位国外音乐家去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的情况。他头一次来中国，对我国一切毫无所知，自然更不懂中国画和中国艺术。可是据说他听刘宝全的大鼓后竭力称赞大鼓的音色与音阶的丰富多变，甚至认为它超过西方的歌剧。他说他从大鼓中听出有：风、黑夜、女鬼……这个人不愧是位音乐家，那天刘宝全唱的是《活捉》。京剧唱腔的声调、音色也具有同样的优点和长处。

④在京剧老生中，我尤喜爱余派。按照一般说法，余叔岩在京剧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我是从唱片去欣赏余叔岩的。他在唱腔上以湖广音为主，兼熔京音、徽音于一炉，从而拓广了唱腔的音韵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唱腔素有“空谷鹤鸣，巫峡猿唳”之称。戏剧界老前辈齐如山说余叔岩没有什么创造性，似非公允之论。齐如山不仅是深通音律的专家，而且在京剧鼎盛时期又亲自鉴赏过不少名家的演唱。但他也有千虑一失的情况。例如他批评谭鑫培在《珠帘寨》中采用京韵大鼓“哗啦啦”的唱腔，说：“难道鼓的声音会‘哗啦啦’吗？”这恐怕是苛论。固然真实的鼓声不是“哗啦啦”，但他没有从写意的角度去衡量。一旦走上这条什么都要求像真的形似的路子，那么作为写意型的表演体系也就不存在了。倘用写实去要求，试问京剧还有多少东西可以留下来呢？甚至音乐本身也成了问题。我们不能要一首田园交响曲去真实地表现虫鸣鸟叫，更不用说云霞夕照的意境了。如果承认京剧是写意型的表演体系，那么京剧唱腔也不能例外。写意容许变形的表现手法，但这不是违反真实，而是更侧重于神似。齐如山的这类议论是不足效法的。他用同类观点去评骘余叔岩，甚至在修身上，指摘余叔岩喜欢和文人来往以及性格孤高等，我都不敢苟同。

（选自《现代散文鉴赏辞典》，有改动）

我的文学恩师

王信厚

①原《宁波文艺》副主编赵林泉的不幸病逝勾起我绵绵的追思，脑海中反反复复萦回着赵老师的形象，耳畔仿佛又响起了他那不紧不慢带着浓厚山东口音的宁波话……赵老师是改变我命运的人，如果没有他，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老师是文联唯一的专职干部。当初受赵老师指导的业余作者有干部、工人、农民，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那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文艺是重灾区，然而我们这个文学小圈子，由于赵老师的人格魅力影响，大家却和谐相处，犹如世外桃源。赵老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在他身上有山东人的厚道耿直，又有南方人的细腻善感。他对作者的关心不仅仅是在创作上，更多的是在生活上，在做人上，他本人不仅仅是言传，更多的是身教。

③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风暴来了。我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认识赵老师的。那时我初中毕业，因出身不好待业在家，喜欢文艺的我在文化馆办的油印刊物上投稿，得到了赵老师的帮助。其中一个小戏，他帮我修改并向当时唯一的省级文学刊物《东海》推荐（此小戏也得到苏立声老师的帮助），结果居然发表了，这使我创作信心大增。后来他又推荐我到市戏曲训练班当编剧，从此我走上了戏剧创作道路。面对这张在赵林泉名字上打上大红叉的大字报，我又惊又怕。处事谨慎的赵老师难道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不可能，那时连发表一篇豆腐干文章也要填个人履历，可赵老师在我面前从来不提不问，当大字报上街后他见到我也绕道而走闭口不谈。更令人感动的是，文革后期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我向他为我的出身而遭受牵累表示歉意时，他竟连连摆手，说是他的问题牵累了我，他要我相信党的政策，写出更多好作品。他自己打了多次入党报告，党组织也终于在1983年为他敞开了大门。

④其实，受赵老师帮助的远远不止我一个。去年，一位从外系统调入文化部门的领导，上任不久就约我去拜访赵老师，其实赵老师仅仅在他年轻时帮他修改发表过两篇作品，为什么时隔几十年还记得一位早已退休在家的老人？他说当初自己是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赵老师热情待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很想去看看他。文革前，市郊有个姓励的青年因“言论不当”冒犯领导失学在家，是赵老师发现了他的文艺才能，帮助他编写演唱作品下乡演出，使他重新拾起希望。两年后他参军入伍，在部队从搞俱乐部开始，进步很快，如今已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军队高级干部。

⑤在与同事相处中，赵老师总是见利就让。在《宁波文艺》工作期间，他两次主动将工资提升名额让给同事。后来领导要将他从副主编提为主编，他考虑到可能要挫伤另一个副主编的积极性，又主动向领导要求取消对自己的任命。难怪当我将赵老师病逝的噩耗告诉如今已在外地成为著名学者的那位同事时，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像赵老师这样的好人，世上真不多啊！

⑥赵老师有大学文化程度，解放初曾任市机关学校语文教研组长，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完全有条件自己创作，可他却把全部精力扑在辅导培养业余作者身上，对大家的作品总是热情鼓励，悉心指导。在当时形势下，他将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巧妙结合，使一些业余作者既学到了写作本领，又免受了那时的极左思潮伤害。这些特殊的创作经历是当今一些文学青年所无法理解的。　

⑦赵老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业余作者，不论你地位高低、作品发表多少，他都能记得住你的名字及概况，即使是在他晚年记忆力严重衰退的时候，也念念不忘。但他却希望大家忘了他，他是一个为人低调、淡泊名利、不愿麻烦人的人，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甚至谢绝亲友去探望他。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分钟，我赶到医院去与他告别，他儿子凑在他耳边说：“爸爸，王叔叔来看你了，你知道的话眨一下眼。”然而他竟眨不动了……

（选自《宁波日报》2021年09月0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