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票”是明朝皇帝对内阁上呈的票拟意见进行更改的行为,本身是符合中枢决策程序的。这一现象在崇祯朝最为凸显。崇祯帝“屡发改票”,往往是文官之间的相互弹劾与人事纠葛。君臣之间少有商榷,内阁只凭对圣意的揣摩进行票拟,与皇帝之间不断文移往返,而中枢决策迟迟没有定论。崇祯帝的“改票”行为经常是其单方面要求更改票拟,往往以否定内阁处理意见为指向。同时,这一行为还缺乏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更多融入了皇帝的个人意志与主观色彩。在崇祯帝“改票”的过程中,司礼监宦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崇祯帝为了保证司礼监辅佐其“改票”的有效性,对于宦官选拔和考核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阁臣。
——摘编自李玉文《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
材料二 17世纪初期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国务的增加使枢密院的规模不断膨胀。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从詹姆士一世起,在枢密院之下陆续成立了许多临时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起初委员会的职权仅限于为枢密院会议做准备工作或提供决策建议;渐渐地,在国王的默许下,委员会越来越多地架空了枢密院而获得了行政和决策权力。1640年内战爆发前,外交委员会已成为国王处理政务的主要机构,其职权不仅涉及外交事务,而且涉及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务。由于会议地点在王宫密室之中,其所议国务又颇为隐秘,故外交委员会又被时人称为“密室会议”“内阁会议”“内阁”。光荣革命前夕,作为一个私密的半官方机构,外交委员会事实上已成为“英格兰中央政府决策的核心所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威廉统治末年,内阁成员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内阁会议召开的惯常化,促使内阁完成了从秘密状态向公开状态的转变,与此同时,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
——摘编自樊兆龙《关于英国的枢密院与内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崇祯朝“屡发改票”的政治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17世纪英国内阁演变的过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世纪的中国与英国政治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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