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昭帝时，针对武帝时的盐铁官营问题展开讨论，下表为会上双方所持主张。

——摘编自恒宽《盐铁论》

材料二   宋代经济已含有近代商业的很多因素。公元9世纪中国出现了汇票形式的纸币（飞钱），私人金融家开始发行票据，只需付3%的手续费即可兑换成现钞。……宋朝时已经有了一些经纪人，奔走于地方市场与中央市场之间。宋朝人精通批发和零售的概念。宋朝已经有了专业经理，负责经营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的公司。宋朝时还有理财专家，负责客户的投资业务等。

——摘编自（美）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

材料三   伊懋可教授发现：中国在16—19世纪的经济存在“高度平衡陷阱”，即指由于农业剩余的减少以及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的下降，劳动力越来越廉价，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因此，随着农耕和运输技术的日趋完善难以作出细小的改进，农民和商人的合理策略取向不是去发明省力的机器，而是经济地使用资源与固定资本。一旦出现任何短缺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灵活性是比发明机器更迅速、更可靠的补救办法。巨大而静态的市场，无法在生产体系中创造出有可能促进创造力的瓶颈。正是这种传统经济的发展使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

法律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着眼于防范和惩处；教化是社会治理的工具，着眼于教育和引导。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唐律疏议》明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唐太宗就曾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简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

——据（西汉）桓宽《盐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