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但是古代中国却未能较西欧之先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时代，而是在外力侵逼下不得已步入此一历程。

材料一近代民族国家区别于绝对主权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国民主权或人民主权，实行的是立宪民主制度。从西欧国家形态的演进历程来看，15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王权成为民族聚合的中心，民族的孕育与成长是与等级君主制或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成长与巩固相一致的，绝对专制主义为民族国家和世俗建构与认同权力体系开辟了通道。绝对主义国家在完成政治一体化后，越来越不能满足市民阶级的要求，市民阶级不仅要统一的市场和完整的主权，也要自由的社会和有保障的人权，绝对主义国家无法提供相应的合法化的法律制度框架，由此，把绝对主义国家改造成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必然过程。一般认为，从17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70年代，英、法、德建立起第一批民族国家。

——《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材料二无论是封建化时期，还是绝对君主制时期，“家国”体制及其伦理规范一以贯之，成为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特征，也是政治统一性的重要体现。“家国”体制及其伦理规范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周天子及后来的专制君主的利益，为了应付“家…‘国”之间的内在矛盾，专制君主不断吸取前朝教训，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君主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人民依附于某一个具体的家族式或家庭式的政权，“家国”的政治伦理从根本上排除了契约精神，民主与自治也就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立宪主义观念也就难以自发产生。这也就难怪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竞出现北京的老百姓作壁上观，为侵华联军带路，“热心”建议联军从下水道进城又快又安全，甚至为侵华联军攻打紫禁城按扶登城云梯，这些在今天看来奇特的景象。

——夏引业《中华民族构建与认同》

材料--   1511年,英国在同地中海的交流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历程。此后通过一系列措施,英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为近代宪政准备了条件。宗教改革后，英国清教徒为追求利益确定了资本主义精神,王权自此受到教会和贵族的制约。企业家和商人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乡绅在经济转型中取得较大的经营空间,并利用议会提出主张,捍卫自身利益。17世纪初,都铎王朝的国王企图扩大权威,在征税等问题上与议会发生矛盾。由新贵族掌控的下院,强调人们的权利是独立的,不再允许任何权利变成一种让步。1640年开始的革命是议会与专制即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同王权矛盾激化的结果。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过程,加速王权的衰落。“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终于走向宪政。

——摘编自徐煜《近代早期英国宪政形成的原因》

材料二   1689年,英国建立宪政体制。此时贵族集团享有国家的统治权,君权处于从属地位。议会选举权的享有须以一定量的土地财富为基础,这排除了工商业者和普通农民进入体制内的可能性。18世纪中后期起,中等阶级以自然法传统为依据,要求扩大议会民主,反对人为的不平等,在要求重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同时,却否认劳动力财富的平等地位,反对彻底的政治民主化。19世纪30年代,改革在辉格党主导下完成，中等阶级获得选举权,但政治体制依然是贵族的。1840年以后,随着社会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束，新兴产业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中等阶级认为，资本与劳动力必须密切合作,因为他们相互需要对方的技术和活力。中等阶级积极鼓吹教育社会下层,向其灌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以便塑造一个以自由理念为核心的全新社会秩序。1866年,迪斯雷利在议会改革中指出“让一个阶级或势力凌驾于社会其他部分之上是违反王国宪法的。”次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英国宪政民主终于摆脱了特权的束缚,逐渐具备了普适性特征。主流社会宪政观念的冲突与演变奠定了维多利亚中期英民主政治的基础与阶级妥协局面。

——摘编自颜廷《从混合宪政走向民主政治---近代英国 宪政观念的流变与阶级妥协局面的形成》

材料一   在16、17世纪英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中等阶层兴起并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中坚阶层，据社会史学家的说法。市民既包括财产市民，即商人、企业家、大农场主和手工工场主等、又包括文化市民、即那些拥有学识的专业人士等，这两类群体是城市的精英群体、构成了城市的中等阶层，中等阶层本身具有的社会开放性促使各类群体纷纷浦入，社会流动加快，社会结构更趋合理、从而保证了社会良性运转，社会转型平稳过波。另外、中等阶层在教育方面既是受益者又是引领者，推动了这一时期“教育革命”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中等阶层在以上各方面的合力作用下。建构了本阶层独有价值观及社会认同，并成为民众普遍向往和追求的社会新风尚。

——摘编自郝英杰《16-17世纪英国中等阶层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商品市场、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等都深刻撞击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动摇着封闭的社会阶层体系。一方面使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各主要群体自身发生了重大转变，造成传统社会内部具有单一流动途径的阶层体系发生裂变，“士、农、工、商”的旧格局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伴随社会经济的新变动和国家政策的指向，使传统“四民”结构中的商人群体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并且此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力量，如：市民阶层、新知识分子群体等。晚清以来社会群体的变动代表着阶层结构的演化方向：一方面表现为封建社会阶层体系的分解和近代新阶层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新旧两种阶层结构的混合发展。同时，无论是新生的社会群体还是旧有的社会力量，其发展都不够成熟且带有畸形的特征，难以单独组合成完整的社会阶层体系。

——摘编自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