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的城市，“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域与郭，是中国古代都城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古代城市的政治和军事性质。西汉时期的大都会，虽然“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豪大商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与京师。”但城市的布局仍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魏晋时期的名城如洛阳江陵等首先也是政治中心。唐代前期的国际都会长安和洛阳，一个是都城，一个是陪都，而后期兴起的扬州和益州，则有“扬一益二”之称，体现了唐后期综合性城市的兴起。

——肖建乐、孙德华《唐代城市经济发展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代，像北京，作为首都，它是根据“王制”的需要来兴建宫殿、住宅、街道的，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市镇，则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是因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市镇的建设也是无计划的，只是根据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在某一地方集中了某种工商业，所以其分布也不是遵“王制”的。

——方如金、赵瑶丹《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

材料一   周原来是西部的小邦，灭商以后，都城丰镐地处偏僻，不能有效控制广阔的中原和东部地区。周公指出洛邑（今河南洛阳）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公在这里建立军事和政治重镇，将统治中心东移，监管殷顽（不愿接受周统治的殷商旧贵族）、东夷，对天下实行有效地统治。诸侯咸服，天下大治。

——摘编自卢连成《论商代、西周都城形态》

材料二   唐以前和唐朝的都城为了确保安全，加强防卫警戒，采用封闭式结构。四周由“城”和“郭”等多重墙垣组成骨架，封闭整个城市。城郭以内，宫殿、官署、食库、贵族官僚的府第也都筑有墙垣，甚至作为居民聚居区的“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也建有围墙，设置警卫。唐宋之际，都城的封团结构发生了变化。北宋东京出现沿街的各种商店酒楼；有不少商业繁荣的街道分布在交通要道。这是都城制度的重大变革，居民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这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市民阶层的活跃有关系，也与手工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和行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关系。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材料三   长江流域的经济，通过“上海—汉口—重庆”这一链条紧密的联系起来了。在这个链条中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通过商业流通对长江流域各城市产生强烈的辐射作用，制约和影响其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汉口和重庆作为该链条的中端和末端无不受上海的影响，但是它们又作为各自地域的中心城市，对周边的腹地产生辐射作用，引导和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可见整个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由点（上海、汉口、重庆）及线（长江黄金水道）到面（长江流域）的全方位的结合，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一   东周时期，中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不仅有王室宫殿和祖庙，还有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中心，更有学校等教育设施，产生了一批分属不同学派的古典哲学思想家。城市的首要功能显然是政治性的，其政治性又分解表现为这种城市是政权首脑机关、军事防御要塞、大型祭祀中心、手工业制作中心——主要是为王室服务的。祭祀和军事这两件事作为国家政治的头等大事，无疑直接影响了都城的城市面貌。

——摘编自段宏振《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化进程与最初的文明》

材料二   隋唐时期，坊市制达到高度完善的同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严格的管理制度渐趋松弛，城市结构也必须不断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逐步由封闭式的坊市结构向开放式的街市转变。中唐以后，扩大市场，突破旧的坊市分离制度的限制已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到五代时，工商业已突破空间的限制，集中的市制濒于瓦解，临街设店铺已无法禁止，新的街巷规划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明清时代，像北京，作为首都，它是根据“王制”的需要来兴建宫殿、住宅、街道的，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市镇，则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是因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市镇的建设也是无计划的，只是根据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在某一地方集中了某种工商业，所以其分布（布局）也不是遵“王制”的。

——摘编自方如金、赵瑶丹<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以江浙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