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重义轻利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其核心是重精神的价值，轻物质的价值，好名而不好利，务虚而不务实。在先秦，持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并赋予了一定的阶级内容。他认为，统治者只要讲文德，进行感化，就能使人民归服。孟子从国家的角度谈论问题，也是把义放在第一位。汉朝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开始处于正统地位，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在董仲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董仲舒要求人们一味追求道义，放弃功利，将道义和功利对立了起来。义利之辨在宋代朱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朱熹认为人欲是利，天理是义，仁义道德与利欲是对立的，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王鲁英《论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材料二   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传统伦理道德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面临着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问题。尽管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错综复杂，但存在着一个慈的发展趋势，即由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价值观向义利并重的近代义利价值观演变。

——摘编自赵璐、白俐《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一   孔子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孔子在《论语》中直接提及“信”的言论就有35次，仅次于仁、礼、知(智)、道、学、德等6个概念。孔子认为，不仅在人与人交往上应当诚实守信，在研究学问方面，也应当以诚信处之。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讲诚守信，然后才能立足于社会，若无诚不信，就难以为人们所认同，为社会所容纳。孔子认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最为重要，并把“民信之”看得比“足食”“足兵”更重要。“上好信，则民英敢不用情”，统治者“敬事而信”，“得道者多助”的良好局面才能形成，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摘编自陈发初《论孔子的诚信思想》

材料二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诚”作了概括性的总结，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他把“诫”之“真实无妄”提升为“天理”“天道”，以“不诚无物”“真实无妄”为“天理之本然”，人事之当然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面前。朱子在《中庸章句》中强调“诚”是道德修养的首要前提，是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是“诚身之本”。朱子充分阐述了“诚意”和“致知”的关系，认为二者是“相资”“相应”的，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而后意诚。他认为，探究“诚意”应与“致知”相联系，必须在“致知”上下功夫。朱子认为，学习是可以把“气质之性”转变为“天命之性”的，即可以把“不诚”转变为“诚”。

——摘编自李建军《试析宋代理学的诚信伦理思想》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赞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时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

——摘编自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   进入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危机在不断加深。王阳明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无补于社稷安危。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统治学说，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说“心外无心外无理”。同时王阳明也提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见父自然知孝，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他还提出“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不必以孔丘和朱熹的语录为真理。程朱理学主张天理的他律性，天理成为外在的道德律令。王阳明良知自律思想架起了道德内化与道德外化的桥梁，宣扬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从而把人从外在天理的奴性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称王阳明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确有一定道理。

——摘编自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思想家的基本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阳明心学是如何继承发展儒家学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