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美国“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姑息日本，迟迟未采取行动。当国联就“九一八”事变探寻美国态度时，史汀生一面表示愿与国联合作的诚意，一面又拒对东北事件是否牵涉到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又称“洛迦诺公约”）做正面的回答。

——摘编自《美国政府对外关系文件汇编》

材料二   此后美国与国联合作，派遣人员参加国联理事会有关会议，但因采取措施不道德（不分侵略者与受害者），也没有制约作用。1932年1月2日，日本占领了锦州。随后史汀生向中日两国发表声明：“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会损害美国或者在华公民条约权利的任何即成事态的合法性，它也无意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签订的会损害美国或其在华公民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或协定。”

——摘编自刘绪贻《美国通史第5卷》

材料一   一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华盛顿体系和远东太平洋秩序，但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在维护亚太秩序上很少有所作为。1931 年，日本精心制造“九一八事变”，打破了美国在远东多年营造的“华盛顿体系”。事变发生后，虽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等人主张“华盛顿会议的新秩序决不容忍像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野蛮侵略”，但总统胡佛却认为美国不应该单独冒险去“刺激老虎”，他指责史汀生“更像是斗士，而不是外交家”。随后，日本逐步扩大侵华战争，美国虽然采取“不承认主义”，但在行动上却是竭力避战保和。

——摘编自刘建华《美国亚太政策的交替演变及其动因探析》

材料二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政策以安全防务为重点。布什政府(1989—1993年)提出建立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泛太平洋经济联盟”，主张以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促进亚太经济合作。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意识到仅靠一个国家，永远不能维护地区的稳定，因此美国充分利用与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及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盟关系，并敦促盟国更多地承担防御责任和安全义务。苏东剧变使得美国自认为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因此自诩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有实力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要建立符合美国“价值观念”的世界。

——摘编自李忠《美国亚太政策的新调整》

材料一   “洋务外交时代：弱国有外交”：变局观取代夷夏观，海防外交取代塞防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成为救国之策。……中国既蒙受了刻骨铭心的国耻，外交上也实现了重大转型。

——袁南生《从鞠躬到握手：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轨迹》

材料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对外政策上尝试以日本为外交中心谋求与日本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事件后，国民政府奉行联美制日政策，借助英美制衡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事变初期实行不抵抗政策。……1935年后，日本提出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并积极策动华北事变。在这种形势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趋向强硬，抗日的外交政策初步形成。

——臧永祥《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探析》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和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高屋建瓴地从乒乓外交和斯诺传话开始，逐步实现对美、日外交正常化的战略性转变。这是一个出乎当时国人预料的重大转变，如何统一全党与全国人民的认知，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对统一全党全国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看法实行了强有力的“核心领导”，稳妥有序地解决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较好地统一了全国意志，顺利实现了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

——以上材料摘编自石源华《应对重大外交问题需要统一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