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建立了备灾、及时报告灾荒的系统的完整的防灾制度，而且经过长期发展还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救灾制度。一是赈济粮食，即灾荒之后由政府发放钱粮对灾民进行救济的制度，是灾害发生后的救援措施，其形式多样，以食物赈济，如谷赈、粥赈为主；二是蠲免赋税，政府根据具体灾情采取不同的减免标准，主要有全面免除、部分免除以及延迟征收等形式；三是平粜与禁逼籴，即政府鼓励商贩运粮到灾区发售，以增加灾区粮源，平抑灾区粮价，防止粮价暴涨，影响社会稳定；四是移民就食，包含转移灾民于粮食丰裕之地和转运粮食于灾区两种；五是民间救助等救灾制度，这是对政府统一组织的救灾行为的重要补充，主要指由民间自设机构、自行向灾民散发救灾物资的方式。政府也会对灾时捐献钱粮的官民予以官位的提升或者荣誉旌表，这种激励制度也使士绅阶层在组织地方防灾救灾的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李军《中国古代备荒救灾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始，就把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来看待，对灾民，中央先后发出多份救灾指示文件，提出了“不许饿死人”的口号和“节约教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救灾方针。成立了专门进行救灾的组织领导机构，形成了救灾工作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救灾办法，形成了灾民找政府，下级找上级，全国找中央的独特的救灾格局，建立了救灾制度的基本框架。救灾工作向中央进行季报、年报，帮助外逃灾民回乡，对灾民减免税收。面对严峻的失业形势，中央提出以以工代赈为主，同时“采取生产自救、专业训练、帮助回乡生产及发放救济金”等方法，通过让失业者参加工程基础建设来获得劳务报酬的方式，取代直接用基金教助，旨在确立救济失业和促进就业相结合的积极的失业救助制度，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以作为执行救助工作的常驻机构。用法规的形式把失业教助的对象、办法、组织机构和资金来源加以明确，初步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失业救助制度。

—摘编自张文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保障建设的成就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二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调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一   中国古代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形成了独特的粮食安全观念。历代统治者都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在安定人心、抵御灾荒、平抑粮价、调节丰歉和恢复生产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建设。封建社会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国古代粮食流通思想围绕“政府还是市场”这一主题展开，从西周的官定粮价，到春秋战国的“平粜”，再到西汉、北宋政府的全面干预，复到较为平稳的政府市场互补，以至于乾隆时期明确的市场主导，经历了一个在曲折反复中逐渐彰显自由市场意识的过程。粮食安全的最基本含义就是降低农业灾害风险，保障粮食供应，在《周礼·地官·司徒》中的“荒政十二书”一节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的荒政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仓储救荒理论和灾荒预防理论。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粮食大量依赖进口，粮食安全无以维系。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专家制定《中国米麦自给计划》。其要点是：一为改进方针，以科学方法增加麦作产量、控制生产成本；改善交通、降低运费，便利各地小麦自由流通；严禁掺水、掺杂，实施品级鉴定，保证小麦品质；征收保护性关税，填补减免小麦杂捐后形成的税收缺额。二为实施要点，包括麦种改良及推广、施用适量化肥、防范病虫害、提倡水利事业、改良仓储运输及收割方式、实施关税保护等。整个计划限期10年完成。

1935年，组建全国稻麦改进所负责具体实施，但构建粮食安全体系的任务没能完成。

——摘编自郑宇等《民国粮食安全体系构建机制》

材料三   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建国以后，毛泽东提出并确立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自己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

毛泽东提出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储粮备荒”“备战备荒为人民”等重要观点。

——摘编自谢莲碧《简述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