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对农业实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的决议；195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以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为标志，赫鲁晓夫启动了苏联农业的改革，农业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突破口。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对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价格进行全面改革。取消现行的义务交售制，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并提高收购价格以给农民增加收益。赫鲁晓夫还注意给集体农庄放权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且赫鲁晓夫在全国盲目大搞种植玉米运动和垦荒运动，破坏了农业发展，农业改革成效不大。

—摘编自张喜德、蔡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为适应工业化需要，在1953——1956年间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合作经济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采取了典型示范、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办法，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到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这段时期，在实践中遵循了自愿互助的原则，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农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合作化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伟民《金融大辞典》

材料一   1924年斯大林上台执政时，面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情况，斯大林认为，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克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需要。1929年，苏联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很短的时期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将农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来，组成劳动组合式集体农庄。制定了对富农采取了暴风骤雨般地“扫地出门”的消灭运动。同时希望通过工业化带动农业机械化，以农业机械化来推动农业集体化。面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粮食危机，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建立起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庄，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

——摘编自汤德森《试评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材料二   1951年9月， 党中央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制定了由逐步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的剥削，通过和平改造富农的政策。面对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了分两步走即先实现合作化，后实现机械化的措施。1953年10月，面对城市和工业建设中出现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中共中央作出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决定。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增产相结合起来，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缓解粮食供应紧张问题。1956年底，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在总结长期组织农民发展生产的经验基础上，1953年出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的。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就是从简单的共同劳动、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到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再到实行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中国70年》

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合作社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2年美国农产品总量的80％以及出口农产品总量的70％均来自农业合作社。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合作社正是由拥有农场所有权的农场主在非营利的基础上为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是自有自享的法人团体。美国农业合作社类型众多，主要可分为供销合作社、服务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三类，美国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形成了“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立法、资金、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给予农业合作社很大的支持，同时美国还有比较完备的农业保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和私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种类多样的农业保险，大大降低了农业合作社的市场风险。

——摘编自赵冉、苏群《美国、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运动使中国在基本还处于半封建的状态下，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胡绳所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我国在引导农民由个体经济转向合作制经济的时机选择上并不成熟，加之在运动中注入了太过明显的政治因素，以致合作化运动中一再产生重大偏差，但是这并不是合作制经济本身的问题……并不代表着合作制经济本身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恰恰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总结历史教训的关键点，也为我们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建立农村合作经济提供了诸多启示。

——摘编自张勇《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注：材料出处中“建国”应为“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文，故不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