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没有国家税收观念,贵族、富商向英王缴纳包税。“光荣革命”后,议会确立了征税权,并委任中央专门机构集中征税。1690 年,议会通过法案,将政府收入分为王室正常岁入和议会特别拨款两部分。这一时期,关税和消费税逐渐成为政府主要收入的来源。1694年,英国成立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发行国债以筹措战争经费。1866 年,议会制定《国库与审计部法》,规定所有政府部门财政都要接受议会审计。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1909年,向富人开征土地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以扶助贫者的“人民预算案”最终获得通过,被视为“英国税制现代化的标志”。政府因此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事业中。1912年,英国建立了预算委员会,监督议会授权赋税的使用情况。

——摘编自滕淑娜《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制定了“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私营、个体经济予以限制。1994年,为适应新体制,新一轮税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建立了相对规范化的流转税制格局;取消按企业所有制形式设置所得税的做法,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建立了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了资源税征收,开征土地增值税,对房地产交易中的过高利润进行适当调节;还新设了遗产税和证券交易税。一些原有税种也得到调整与合并,如取消集市交易税,将盐税并入资源税，将屠宰税等征收权下放给省级政府。新调整的农业特产农业税适当降低了部分产品的税率,明确了减免税,规定了扣缴义务人等。

——摘编自曹钦白《判若两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税收》

材料一：先秦时期的“人”与“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甲骨文的“7”（人）像人垂手侧面站立形，表示一个懂得鞠躬、谦逊，有修养的人；甲骨文的“呷”（民），像被用一刃刺瞎眼睛（或低眉顺目）的人，“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或在人面前恭顺），即“民”为奴隶，被认为是蒙昧无知、不曾开化，没有道德可言的群氓。

周秦以来“民”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字。“民”因其无知，就需要政府进行调教、驯服，教化。古代将管辖一方的官员称为放牧者，“民”就如同牛羊是官员们的放牧对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民主权”理论，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已经不再是懵懂、糊涂、任人支配的代名词，而是拥有权力、发表意见、参与政务的新主体。孙中山认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摘编自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

材料二：希腊城邦（polis）是政治（politics）的词根，公民（politest）形成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即“属于城邦的人”，不包括妇女、侨民及奴隶，“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人是城邦权利的主体，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古希腊、罗马最初都是只有贵族才有公民权，平民经过斗争，公民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出生而可由授予获得（卡拉卡拉敕令）。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激发了欧洲城市市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市民逐渐演变为近代西方的公民。近代西方公民的选举权、参政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扩展其范围的。

——摘编自《西方“公民”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论述西方当代的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