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看到的仅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学西方仅是仿造船炮。魏源提出了学习西方军事和民用科学技术的主张，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时人认为这背离了“用夏变夷”的传统，而是“用夷变夏”。洋务派“中体西用”可以追溯到“师夷长技”。西技就是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企图用西方科技思想来纠正和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同时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形成第一次译介西学的高潮。到1895年，翻译西学书籍354种，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书籍。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冲击了儒家的传统价值观。

——摘编自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康有为认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

严复则认为，“秦以米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在他看来，西洋的国家是国民的公产，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而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国民则是君上的奴仆。“没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

孙中山则认为“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材料一   罗马人所关注的是将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资源——人，引进到罗马政体之内，因为他们需要军事武力来扩张。这与希腊对公民权相当限缩，不愿与他人分享的观念十分不同，这使得希腊城邦永远都是小型社区，而且往往越来越小。

——波利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

材料二   1337-1453年，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唤醒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意识觉醒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4世纪开始，西欧各国出现了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浪潮，用英语翻译的《圣经》奠定了英国民族语言的基础。恩格斯说：“语族一旦划分……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14世纪末，欧洲的封建体制向近代政府体制过渡，民族国家化（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形态）的进程启动了。在这些新型国家中，君主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顶，“君主的利益不再只与贵族的利益相吻合，而是扩展到与全民的利益相吻合。”随着民族国家兴起，从以前那种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情况发生变化。中世纪文明那种孤立性、分散性的特点，开始朝全国性、统一性以及以公权和公权为主的方向演变。

——摘编自李肇忠《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材料三   虽然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早已凝固而无需强化，但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认同感恐怕更多像是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潜藏在心中，远未达到“活跃而自觉”的程度。如果不出现大的内忧外患，大约也就会基本维持在潜存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仍是可以被“唤起”而转化为政治力量的。一旦有社会、政治的大变动，尤其是遇到外患时，“先知先觉”的民族主义者仍可诉诸大众的民族认同感，将其唤起并使之转化为政治力量。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时代与思想的变迁”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章句上》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天子是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康有为认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严复则认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在他看来，西洋的国家是国民的公产，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而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国民则是君主的奴仆。“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孙中山则认为“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