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仍被定位为列强的角逐场所但此时的中国外交已开始告别传统的“羁縻相安”、“以夷制夷”方略，转而谋求以国际法制衡列强的侵略。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中国的外交方略，从“赖美为助”、“倚仗各国”主持公道，转向依据国际法独自抗争维权，其结局“不仅是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先例”。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街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华盛顿会议并未从根本上废除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中国也没有获得真正平等的国际地位，但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第一次据理争回了部分权益，“无论从技术观点看，还是从国家威望看，我们从日方获得的已达最大限度”，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均势的外交方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的。

——摘编自金卫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材料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既定方略是“赖美为助”“依仗各国”主持公道，其出发点仍是“以夷制夷”，但立足点已转向对和会极高的道义期望值上。原因在于中国对一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的威尔逊“十四点”宣言深信不疑。巴黎和会作为“十四点”原则实现世界和平的场所,当然被中国视为主持正义、讲究公理的地方。直至一切努力无法改变和会决定,亦不能指望美国主持公道后，中国代表团才在国内民众的压力下,自发地转变既定外交方略，依据国际法拒签和约，从而引起国际震动，在华盛顿会议上，这种转变变成了自觉的行动。会前中国在外交上形成了明确的方略:通过参加多边国际条约体系，制衡列强在华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的平等地位。这是在汲取巴黎和会的教训后，对外交方略的进一步调整与修正，是中国外交的明显进步。

——摘编自金卫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材料一   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据《凡尔赛和约》

材料二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坚持了依据国际法独自抗争维权的方略，在强调自身在远东国际均势中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主动参与缔结国际条约体系，基本上达到了以国际法制衡列强在华势力、维护国家权益的与会目标。1922年2月4日，中、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并被载入华盛顿会议记录，规定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日军撤出山东；日本同意撤销二十一条要求中原来旨在把中国变为日本保护国的第五号，并放弃了某些特惠权利。

——据金卫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