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中国涌现的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

——摘编自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   现代化——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主轴，也是各种复杂表象下潜藏的历史底蕴。美国学者布莱克指出，现代化发展必然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最初的对抗；第二，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第三，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第四，社会整合——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转型。当然，就中国这类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而言，我们可以将布菜克假设的四个阶段概括为两大环节：第一环节，在迎接现代性挑战的背景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第二环节，进行民主国家建构，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向现代文明的结构转型。

——摘编自叶麒麟《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