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文化注重德治，宣扬和倡导一种绝对无偿的进贡以体现对国家的忠心，使得古代中国的治税思想具有明显非法制的性质，法外征收现象非常普遍。官吏使用权力的机会多，导致聚敛过度，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凡开征新税、废除旧税，或制定、修改税法，都必须以不违宪为原则，并经议会审议通过，贵族、僧侣等阶层不再享有免税的特权。

——摘编自《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比较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从外国引进了近代直税制（注：直接税指税负不转嫁，而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如所得税、房产税等），当时财政部曾经为此专设了直接税署。起先是于1936年10月首次开征所得税，继之于1939年1月开征过分利得税，后来又于1940年7月开征遗产税。

——摘编自刘军《中西方传统税收文化的比较》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的改革任务。2018年以来，国家层面持续推进税制改革，主要包括：

一是改革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律，自2018年10月1日起，将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至5000元，2019年1月1日起，增加涉及民生保障、国民教育、住房消费的6个专项扣除优惠政策（主要涉及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大病医疗支出等方面）。

二是继续深化推进增值税制度改革，降低部分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税率（原17%税率降为16%，原11%税率降为10%），退还部分行业（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和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三是国家多次大范围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从汽车、药品到日用品，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平均降幅达23%。

材料一   正是儒家文化注重德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宣扬和倡导一种绝对无偿的进贡以体现对国家的忠心，使得古代中国的治税思想具有明显非法制的性质，剥削阶级往往以赋税为名进行横征暴敛。我国古代税收立法虽然也规定了课征的比例，但有法不依、法外征收现象非常普遍。通过巧立名目法外征收往往又使税收立法流于形式，征税随意性大，官吏使用权力的机会多，导致聚敛过度，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注：指纳税人能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国民党政府的间接税，除了关税、盐税以外，还对卷烟、面粉、棉纱、火柴、水泥等各种商品征收。比较重要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从外国引进了近代直接税制（注：直接税指税负不能转嫁，而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如所得税、房产税等），当时财政部曾经为此专设了直接税署。

——摘编自刘军：《中西方传统税收文化的比较》

材料三   在治税思想上，近代西方国家确立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普遍原则，即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亦不能被要求纳税。而且，在西方所谓的法律仅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英国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凡开征新税、废除旧税，或制定、修改税法，都须以不违宪为原则，并经民选的议会审议通过。贵族、僧侣等阶层不再享有豁免税收的特权，纳税普遍原则和征税确定性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一   正是儒家文化注重德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宣扬和倡导一种绝对无偿的进贡以体现对国家的忠心，使得古代中国的治税思想具有明显非法制的性质，剥削阶级往往以赋税为名进行横征暴敛。我国古代税收立法虽然也规定了课征的比例，但有法不依，法外征收现象非常普遍。通过巧立名目法外征收往往又使税收立法流于形式，征税随意性大，官吏使用权力的机会多，导致聚敛过度，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

——摘编自：《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注：指纳税人能将税负转嫁他人负担的税收》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国民党政府的间接税，除了关税、盐税以外，还对卷烟、面粉、棉纱、火柴、水泥等各种商品征收。比较重要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从外国引进了近代直税制（注；直接税指税负不转嫁，而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如所得税、房产税等），当时财政部曾经为此专没了直接税署。

——摘编自刘军：《中西方传统税收文化的比较》

材料三   在治税思想上，近代西方国家立以税法定主义为普遍原则，即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亦不能被要求纳税。而且，在西方所谓的法律仅展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英国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任征税是非法的，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凡开征新税、废除旧税，或制定、修改税法，都必须以不违宪为原则，并经民选的议会审议通过，贵族、僧侣等阶层不再享有免税收的特权，纳税普遍原则和征税确定性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主要是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款，实行“利改税”。企业在纳税后，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的利润中，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是用经济手段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从1994年起，国家进行财税、金融等方面的重大改革，至1997年，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国家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2018年全年减少税费1.3万亿元。2019年，继续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一总体减税费将达到2万亿元，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稳定市场预期。从长远看，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有利于稳增长、保就业，为改革发展注入新动能。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