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美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屈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妥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哀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北京终于在其后几个月开始实施一个全面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国走上了通往工业化的道路，在1953年下半年还进行了“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的外交姿态中，这种缓慢但却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政策得到了体现。确实，正是在这段时期，对和平共处的强调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特征，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1954年6月，北京在中印联合公报中赞成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摘编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三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史料一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史料二　第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材料   二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就曾奉蒋介石之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签署了《开罗宣言》，宣布对日作战的目的是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明确规定日本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中国。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的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美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屈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妥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