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是趋利避害的。施仁政在过去可能有效，但现在必须用严格的法律和官僚机构的有力惩罚来进行统治。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完全消除兽欲，即使是最好的人也难免在执政时因情感而引起偏差。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的体现。

——摘自《历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国与国之并立而有交际；人与人之相处而有要约，法政所由立也。中国惟不讲此学，故外之不能与国争存，内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定国之本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

——梁启超《变法通议》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清·顾炎武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