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然主义者的亚里士多德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许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实行的政体”。……开天辟地地提出“人民主权”“普遍意志”的卢梭这样说，“我们总是在何为政府的最佳形式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从而忽视了每种政府形式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最佳政府，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最糟糕的政府”。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虽然指出代议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民族。同时代的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看待政制变迁，即著名的经济基础决定作为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

——摘编自杨光斌《论西方政制危机之政体条件原理》

材料   靠一个好的君主管理社会是不现实的。因为仅靠其一人力量，很难准确、详实地了解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政府部门的全部情况，靠一个人的才智去辨别和筛选那些能够管理公共事务的贤人是有极大风险的。即使有这样杰出的君主，在这种政体下，也很难治理好国家。也就是说人民的命运如果交到君主手中，而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会造成人民对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智慧难免会缺乏活力，道德会逐步衰退。因此，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行使者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而经过上述各种考虑，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但是所有的人都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摘编自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

材料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或者方向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可能循着某种路径发展，历史条件改变了，发展的路径也可能改变，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转折。近代中国历史在多数情况下是暴风骤雨式的，是急剧变化着的，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多次历史转断。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艰巨性、历史发展道路的可选择性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有帮助的。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