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基于近代中国的救亡与民主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出现了多个观点。第一种观点，把救亡与革命相混淆，认为民主革命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自由主义的改良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以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和“告别革命”为代表。第二种观点，救亡实际上是针对作为一国而存在的民族国家存在的拯救，救亡就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丁耘认为：救亡与反帝、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大体同位。高力克称这种救亡是一种“民主救亡”。第三种观点，从文化和文明的视野来解释救亡，对于民主的认识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视角。救亡就是要拯救国家，而传统中国的本质是文化、文明。李杨认为：中国现代“救亡”史，是从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从传统样式的文明向现代样式的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

——摘编自刘永春（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中的民主问题研究》

材料一   欧洲把合众国的建立视为明证：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都是切实可行的……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年）曾经若有所思地对美国称道说：“美利坚，你的那个大陆胜过我们的这个旧大陆。”

——摘编自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二   近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论在单个国家，还是在全世界，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动荡的而又反复的过程。一开始表现为思想家的构想，然后，政治家借助群众的力量将其细化为若干改造现行政治生活的要求。这种要求起初可能是温和的、建设性的、改良性的，以后却可能变得激进。再者，胜者或暂时胜者一方将其形式化、法律化，固定为一种永久性的、历史性的进步。

——摘编自应克复《西方民主史》

材料   在启蒙思想的指导下，英美两国直接进行了宪政实践，搭建了近代西方宪政体制的架构，并在后来为许多国家所仿效。

在英国宪政体制建构的过程中，1688年的“光荣革命”占据突出的位置。英国在经历了40余年的内战与革命后，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构建起了由议会和国王共同组成的政府组织构架。“‘光荣革命’不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政变，也不是一次以建立平衡宪法为归宿的政治妥协，而是议会与国王关系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

华盛顿、麦迪逊等当时（1787年）的一批政治精英为美国选择了通过“宪政”来实现共和的道路。在他们看来，“显然再没有其他政体符合美国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则，或者符合每个爱好自由之士，把我们的政治经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光荣决定了”。

——摘编自石庆环、李俊霖《英美两国宪政体制的源流及其特征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