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开始受到洋纱洋布的冲击，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46年，包世臣说：“近日洋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从非产棉区到产棉区，洋纱洋布的市场逐渐扩大。随着自然经济解体，大量失业人口只能涌向本已紧张的土地；失去副业的农民无力支付高额地租，乡村的租佃关系变得异常紧张。部分人口流入城市，推动城市畸形繁荣，但作为消费型城市工业并不发达，其结果是大部分人只能过着寄生虫般的闲人生活，或者沉迷于对权力的追逐；传统士人讲究叶落归根，而在现代大学学到的东西常常是来自西方的知识，当学生毕业回到乡村后无人与他讲话，没有人理解他，他们也就不再回乡。乡村流失的不仅是金钱，更是人才。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费孝通《中国士绅》等

材料二   庄园是英国中世纪的基层组织。12世纪，随着工商业经济发展，城市的创建和复兴活动的开展，不少农奴逃离庄园进入城市。农奴还经常利用领主法庭国王法庭等进行合法斗争。……英国王室颁布法令明确规定，如果农奴在城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获得自由身份。“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成为当时流行的谚语。但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他们的生计是与耕地、牧场联系在一起的，很难一走了之。13世纪末兴起的货币地租是关键性变革。此后劳役折算为货币，农奴实际上成为领主的承租人，与自由佃农已没什么区别。14世纪中叶发生的黑死病，使英国人口大幅减少，越来越多的农奴要求摆脱庄园，发起了抵抗，14世纪末英国农奴制全面崩溃，英国社会逐渐形成一个富裕农民阶层。此后经过宗教改革和圈地运动，英国逐渐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和大租佃制的经营模式……英国被誉为“欧洲的粮仓”。

——摘编自侯建新《资本主义起源新论》

材料一       “原工业化”指“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原工业的生产形式基本上摆脱了行会的控制，商人资本直接参与制造业，参与市场竞争，生产形式主要是外放制（又称作包买商制）。原工业化使英国农村中出现了农业和乡村工业并重的“二元经济”。在“二元经济”模式下，农村劳动者的身份往往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耕作者，又是制造业工人。在前工业时期，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不断下降。1520年，英格兰乡村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6%，1600年为70%，1670年为60．5%，1700年为55%，1750年为46%。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被原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吸收。

——摘编自刘文超《近代英国商业和商业资本的演化过程及其对市场经济发展形成的影响》

材料二       明清时期虽然兴起一些手工业中心，但与此同时，农民的家庭生产多样化程度也在提高，特别是传统棉纺织技术普及后耕织结合的程度加强。那些手工业专业地区的产品长途贩运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农村更是销量有限。这就限制了商业资本对制造业投资的兴趣。明清民间商人虽富有，但最能累积巨额财富的却是盐商、茶商、洋商、票号、铜商等特许商人，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扭曲了市场规律，形成了恶劣的经营导向，商人们并不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市场开拓和由此而增加对科技发明生产创新的兴趣；而在于谋取流通领域的超经济特权，其经营注意力始终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市场和市场主体始终都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西欧历史学家宣称，“整个16世纪的特征就是乡绅的兴起”。西欧乡绅阶级的形成主要是西欧富裕农民长期孕育的结果。富裕农民经济的扩张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的农场经济代替封建地产经济的过程。同时，以此为基础，富裕农民在地方事务中的政治作用，也令人瞩目最迟到15世纪中期，他们实际上控制了乡村的司法和行政事务。从社会身份上看，上层农民日益与乡绅、骑士交融；但从生产方式上看，却是骑士、乡绅向富裕农民开创的雇佣经济转化。

——摘编自侯建新《西欧富裕农民：乡绅阶层形成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绅衿阶层形成于明代，但他们享有的政治特权即广义上的“绅权”，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绅衿就是明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封建特权的标志。中国绅衿地主经济的膨胀，既如同一般封建地主对农民实行超经济的地租剥削，又凭藉他们的特殊身份所取得的特殊权利，而这种特权是受到封建政府法律正式承认和保护的。明清绅衿的膨胀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

——摘编自侯建新《西欧富裕农民：乡绅阶层形成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不仅在政策示范和鼓励致富的意义上为这些率先致富起来的新兴富裕农民封冠加冕，同时也开始赋予他们荣誉性政治角色，大胆启用，让他们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新型富裕农民逐步进入农村的政权核心，具有政治参与的良好基础，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经过专业管理训练而形成的民主科学实事求是的作风，为农村基层政权注入了政治民主化的新气息。

——摘自徐向东《论新时期新型富裕农民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