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传统社会经济正在发生转型。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城镇民营手工业，在丝织业、棉纺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据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二 郑观应认为：“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创立。1904年清廷颁布了《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在清廷鼓励下，全国各省会和商业繁荣地区设立了商务总会，中小城市设立商务分会，村镇设立商务公所。商会有处理商务诉讼的职权，负责调查商情，处理破产和倒骗，受理设立公所、申请专利、进行文契债券的公证等职责，部分承担了政府经济管理功能。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员达20万人，全国商会联合会也随之成立。

——据吴晓波《跌宕一百年》

材料三   我国1982年颁布的第四部宪法部分修正案的条款

材料一   17、18世纪的欧洲，酒馆成为最初的公共领域。酒馆是模仿贵族的社交方式而来的，同时也保持了平民化的特征，为市民敞开了更广阔的公共交往空间。许多雇主可以在酒馆雇到工人。莎士比亚经常来酒馆边喝酒边写剧本，他的很多剧目也是首先在酒馆上演并传播的。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辉格党企图推翻查理二世的阴谋就是在一家酒馆里策划的，酒馆在17世纪末18世纪早期已经成为英国正在出现的政党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酒馆里资产阶级对政治事务的讨论和批评在范围更广的公众中得到传播，使公众可以对国家及其事务进行监督，每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物有着利害关系，有权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领域成为宪政的基础。

——摘编自《十八世纪英国城市公共性研究》等

材料二   明清以后，四川茶馆遍及城乡。晚清至民国，茶馆成为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茶馆是人们消闲、打盹儿的自由天地和评书、杂耍的表演场所，也是说买卖的民间交易所，还是讲道理、断公道的民间公堂。人们在场馆谈论时政传播消息以及摆龙门阵，不分生人、熟人，不管是体面官绅，还是下里巴人，萍水相逢，围坐闲谈。民国三十几年，社会不稳，茶馆忌谈政治，墙上往往贴有“莫谈国事”的警语。1950年后，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再加上政府通过登记、税收、规章等方式加以限制，成都茶馆逐渐衰落。

——摘编自贾玉英《成都茶馆经济与茶馆文化述评》等

材料一   商人团体的兴起是明清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地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商帮和以业缘关系组合而成的行会等组织具有很多的经济功能。以行会为例，通过统一规定手工业产品的规格、价格，限制作坊开设的规模和地点，统一工资等手段来限制同行竞争。明清时期的商人组织承担着市场交易中所需的信用与保证功能，并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对市场交易进行规范。商人组织还经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信息网络，收集市场价格、政府政策等信息并由此获利。一些商人组织规定，会员间及会员与其他商人组织间在工商业上发生纠纷时，须交由董事仲裁；如遇重大事情，便召集全体会员来共同评判，给出的处理意见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当时的商人组织在同政府的博弈中通过同盟抵制和抗争等手段，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摘编自杨海滨、杜佳《明清商人组织与市场网络》等

材料二   商会是清末“新政”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工商业社团。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谕令在全国各省各埠设立商会，后来逐渐形成了总会、分会与会所的三级组织体制。商会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商部规定：“如遇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商会的内部构造一般由各业行会和新式企业的代表组成，处于领袖地位并能左右会务活动的主要是新式企业代表。商会开会时“务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各商如有条陈，尽可各抒议论，稗择善以从，不得稍持成见。”上海商务总会规定，表决时“以可否孰多之数为准。倘事不便言明者，可用机密投简法。”到1912年，商会覆盖了除内蒙和西藏之外的全国各省区。在抵制美货、挽回利权、国会请愿、兴办教育等活动中，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