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世之欧洲，若以世纪论，每个世纪都有创新，而17世纪每每为人重视不足；实则，这是很紧要的一个时期。上承着培根、洛克的实验哲学，洛克还根据英国的革命写了一份论“政府”的总结性的文字，起了近代政治文化的开山作用；下则启发了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所以17世纪是“启蒙”的“启蒙时期”，是方法论的革新时期，近代的科学思维是在这个时期酝酿的。

材料二   可以肯定的说，法国启蒙运劝的先行者都是直接地受了英国影响的。伏尔泰从青年时的《哲学通信》（又名《英格兰通信》）到晚年的《路易十四时代》，都历历可见培根、牛顿、洛克的影响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更是洛克《政府论》的深化和具体化。……恩格斯曾说到，只有英国是自由最多或不自由最少的国家。意思是说，英伦三岛的历史人文的独特性，使发端于贵族与商业的“自由”空气，已经弥漫到社会上去了。并早为伏尔泰等人所亲眼目赌：在法国还是王权专政和宗教派斗争和迫害正炽的时候，在英国已实行“虚君”的议会民主制和“宗教宽容”；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牛顿的葬礼如同“国葬”，而法国的笛卡尔却孤寂的死去……恩格斯的话无非验证了伏尔泰之所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19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之所以称之为体系，并不是说，统统都是一个样儿，在这个“体系”里当然包含着“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简单说来叫做“同源分流”。相对于“大西洋”，“太平洋”则不存在这样的“体系”。

——摘自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

材料一 治天下犹曳（yb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