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伦理思想领域中的争鸣，是围绕着孔子提出的“仁”“礼”展开的，有的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有的则在批判“仁”“礼”的基础上另立新说。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对以前或同时代的各个学派的思想，进行了综合和批判；同时他也受到这些学派不同程度的影响，吸取并发展了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其学说是在批判地总结战国时“百家争鸣”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

——摘编自沈善洪、王风贤《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册

材料二   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政治哲学论著《明夷待访录》或鲜明或朦胧地昭示的路向是，从农本型自然经济迈向工商发达的商品经济，政治上从“君治”通往“民治”。黄宗羲著此书之际，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说尚未传播到中国，黄氏拥有的学术资源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一一因袭并变通先秦以降的民本思想，扬弃两汉魏晋隋唐宋元带有道家色彩的无君论、非君论，直承中明以来党社议政之风及市民文化的精髓，综合创作于《明夷待访录》之中。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一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材料   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抨击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从西汉到隋唐，受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话，讲究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选官考试也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这使治经道路愈走愈狭。儒学的正统地位也日益受到冲击。至北宋中期，儒学领域出现新现象，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学派众多的宋学。自此，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越出了单纯研究儒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新学问，再度契合维护统治的需要，巩固了儒学的地位。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已运用数学语言并且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输《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