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宣布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紧运行（注：大意是指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加速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为了与这种经济紧运行和逐步单一的公有制相适应，在管理体制方面，也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计划经济。到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生产要素市场基本消亡，产品市场也在国家的计划控制之下，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为辅的计划经济体制。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

材料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集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转型国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材料一   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初，英国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王室的领地收入等封建收入维持，虽然国王和议会围绕征税权在进行斗争，但税收并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消费税和土地税制度建立起来，关税也进一步增加，最终形成以土地税、消费税和关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税收格局，国家财政收入也以这三种税收为基础。 据统计，1689—1714年间，英国财政总收入为1.196亿镑，其中议会批准的直接税收入占39.98%，议会批准的间接税收入占56.9%，而王室财产收入仅占1.09%。英国财政革命完成了由“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梁发芾《财政革命开启近代英国强盛的先机》

材料二   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经济工作的决定》。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公粮和城市税收。《决定》规定，公粮除地方附加粮（一般为正粮的）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税收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收入统归中央财政部调度。从第二季度始，中央已不再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物价从3月份基本稳住，4、5月连续下跌，中国连续12年通货膨胀的历史至此结束。从1980年起，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确定地方财政的包干基数，若结余则上缴中央。1988年以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从1992年开始，已有辽宁、浙江、重庆、武汉等九个省市正式进行分税制改革试点。对财政收入支出重新修定，按照以税种划分原则，扩大了地方财力，中央则从共享收入的增量中分得一些 财力。

——摘编自孙文学、齐海鹏等编著《中国财政史》

材料一：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