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所拥有的大量资料表明，希腊文明事实上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希腊城邦的主要社会与政治力量即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或商人，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根本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而不是工商业。证据的第二点是，同中国古代一样，在古代希腊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重农轻商的观念，农业是最为高贵的，它同其他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商业和手工业则是低贱的职业。

——摘编自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

材料二　在古代希腊，谷物的生产不能自给，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农业难以成为城邦社会的经济支柱，更不是城邦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农业不仅在希腊的农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与工商业一起，共同构成了城邦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成为城邦社会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正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内因，才使古代希腊进入古典时代后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取得了各个方面的辉煌成就。可以设想，如果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没有工商业的推动，古希腊的历史是不会出现一个古典时代的。

——摘编自王瑞聚《古希腊罗马论丛》

材料一：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整理

材料二：在古代中国，西周的封君封臣制经过春秋战国几个世纪的磨合、演变，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极其严密、坚固，其内在的传承性也极其顽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如此无懈可击、无缝可钻、坚如铁桶？国家原则和家庭伦理同构的高度垄断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具有共同信仰和基本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的官僚统治队伍、对经济生活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恐怕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三大支柱。中国古代皇权从来没有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分割过，无论君权是君主一人独享还是实际上被别人分享甚至被完全架空，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归属在法律和名义上都定于一尊，专属君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兴起，但是这些宗教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和中国的皇权对抗，相反，它们很快被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材料一   从先秦诸子《论语》《中庸》的学、问、思、辨、形，《大学》的格物致知，《孟子》的民本和求故，《老子》的道法自然，到明清的实学，中国的儒学及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中国古代科技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促进了农、医、天、算四大传统科学体系的形成和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技术成就的产生，使中国古代科技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中居于世界前列。

——摘编自王渝生《中国古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材料二   中国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地形上又多是平原和丘陵，我们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农业生产和各种手工业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形式，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缺少交流的情况下，中国各学科独自发展，自成体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科技体系，例如医学，特别是中医理论……（到了明清时期）如果外来的东西不会影响到这个体系本身，就可以顺利地被接受并融化在这个体系之中。例如原产美洲的花生、玉米、烟叶、番薯等农作物传入中国后迅速得到种植和推广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其他与原体系不同的科技就难以吸收了。例如，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知识，就没有被中国科技体系所吸收。原体系的保守性与排外性显然成为其吸收新知识的一种障碍，从而导致中国科技在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

——摘编自谭周桂《浅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