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更多地表现出中国式的“积极主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通过对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进行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展开的“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布局”来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外交目标上，更注重“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外交策略上，更强调“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外交价值立场上，更明确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摘编自刘骞《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时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