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为院系调整前后著名理工科教授在高校（以原著名大学为中心）的分布表。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

材料二   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了195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1952年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调整产生了许多专业工学院，例如四大工学院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

——摘编自陈辉《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为师”的后果》

材料三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材料一   我国教育发源很早，夏朝就有了称为“序”的教育机构。西周形成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秦朝禁止私学和“焚书坑儒”，使普通教育受到很大摧残。汉代在长安设“太学”并开始“以儒取士”。隋炀帝杨广开创进士科考，唐至宋不断完善科举制。元代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促进了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明清以理学为正统，把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大兴“文字狱”。由于控制加强，书院制发展到清代就完全官学化了，导致古代中国教育之路越走越窄。

——摘编自刘瑛《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大事、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1905年陈独秀到安徽公学任教，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到五四前后他的教育事业达到顶峰。五四前期（1916—1919年）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个性主义，认为当前的要务是塑造新一代的国民：“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见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五四后期（1920—1923年）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教育应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学校应破除“闭关主义”，向全社会开放。

——摘编自郭秀文《从专注个人到重在社会——陈独秀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演变轨迹》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至2018年前），邓小平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方法上要适应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生参加的劳动要与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相适应，避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要考虑近期生产建设要求，更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专家和劳动后备军。自此，我国学校劳动教育开始从以往偏重体力劳动转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从以往单向度适应现有生产劳动水平转向面向未来引领劳动发展；从重劳动转向重教学、重实践。服务学生素质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的主旋律。

——摘编自刘向兵、曲霞《党史百年历程中劳动教育的功能及其实现》

材料一   进入19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大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研究和设置新课程。一些重视科学发展的世俗学者和一些开明的工业资本家发起了“新大学运动”，在一些工业城市城市学院纷纷建立。此外，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也着手进行了些改革：削减宗教影响，废除对师生的宗教审查与限制（神学专业除外）；扩展生源，吸收中小资产阶级的优秀子弟；增加近代学科（自然科学、近代史、近代外语等），扩大课程范围，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开设校外课程，巡回讲学，将高等知识推广到民众中去。

材料二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虽然经过初步的民主改革，但校内封建文化依然泛滥。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校风建设上，蔡元培要求学生约束自身德行，严格要求自己。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他主张网罗众家、兼容各派人物。在学科设置上，他将文、理、法、商、工等多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后又相继成立研究所。同时，他还在北大实行选科制，明确规定各门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规定每周1课时，学完1年为1个单位，本科生应学80个单位，必修、选修课各半，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黄思记、王立等著《中外教育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