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威廉统治末年，内阁成员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内阁会议召开的惯常化，促使内阁完成了从私密状态向公开状态的转变，笼罩于其上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去了。与此同时，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内阁的公开化、正式化以及内阁与议会、政党的关联，使得内阁的合法性逐渐增强，人们对于内阁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此时，一个与内阁有关的新术语，即“政府”开始出现。议会辩论中，“新政府”“上届政府”“现任政府”等常被议员们提及。而这里所谓的“政府”，实际上就是“内阁”，二者之间几乎可以通用。由此表明，内阁已开始取代枢密院而转化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机构，在罗威尔看来这是过去两百年间“文明世界所发生的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之一”。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内阁制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内阁阁臣的特点和内阁对明代政治建设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威廉统治末期英国内阁发生的变化。并比较明代内阁和英国内阁在行政权力方面有何不同。

材料一   “改票”是明朝皇帝对内阁上呈的票拟意见进行更改的行为，本身是符合中枢决策程序的。这一现象在崇祯朝最为凸显。崇祯帝“屡发改票”，往往是文官之间的相互弹劾与人事纠葛。君臣之间少有商榷，内阁只凭对圣意的揣摩进行票拟，与皇帝之间不断文移往返，而中枢决策迟迟没有定论。崇祯帝的“改票”行为经常是其单方面要求更改票拟，往往以否定内阁处理意见为指向。同时，这一行为还缺乏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更多融入了皇帝的个人意志与主观色彩。在崇祯帝“改票”的过程中，司礼监宦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崇祯帝为了保证司礼监辅佐其“改票”的有效性，对于宦官选拔和考核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阁臣。

       ——摘编自李玉文《明末的中枢决策与权力格局演进：以崇祯帝“改票”为视角》

材料二   17世纪初期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国务的增加使枢密院的规模不断膨胀。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从詹姆士一世起，在枢密院之下陆续成立了许多临时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起初委员会的职权仅限于为枢密院会议做准备工作或提供决策建议；渐渐地，在国王的默许下，委员会越来越多地架空了枢密院而获得了行政和决策权力。1640年内战爆发前，外交委员会已成为国王处理政务的主要机构，其职权不仅涉及外交事务，而且涉及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务。由于会议地点在王宫密室之中，其所议国务又颇为隐秘，故外交委员会又被时人称为“密室会议”“内阁会议”“内阁”。光荣革命前夕，作为一个私密的半官方机构，外交委员会事实上已成为“英格兰中央政府决策的核心所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威廉统治末年，内阁成员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内阁会议召开的惯常化，促使内阁完成了从秘密状态向公开状态的转变，与此同时，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

       ——摘编自樊兆龙《关于英国的枢密院与内阁》

材料一 从明代内阁制度发展与过演变程来看，内阁是有议政权的，……随着内阁制度的形成，诸司在上疏之前，对重大问题的处理一般得与内阁商议，以达成谅解。……内阁通过票拟、驳正，既可以为君主出谋划策，处理全国政务，解除君主的政务负担；又与拥有执行权的六部相互配合、制衡，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自永乐直至明亡，明代阁臣尽管比历代秘书咨询官员的权力有所扩大，但基本上还不是宰相，……万历《明会典》所开列“文职衙门”名目，竞未专列内阁这一机构。仅在《翰林院》一卷中予以附带介绍。

——摘自杜志明《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材料二 内阁并非英国统治阶层为适应新形势而设立的一个新机构，而是从枢密院中派生出来的，其职责在于为君主出谋划策并协助君主处理政务，……1688年光荣革命后，随着《权利法案》的颁布，英国开始从君主专制国家向贵族寡头制国家转变，君主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而必须依照议会通过的法律来统治国家。政体的变化为内阁摆脱萌芽状态走向公开化与合法化提供了良机。……与此同时，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内阁的公开化、正式化以及内阁与议会、政党的关联，使得内阁的合法性逐渐增强。

——摘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内阁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