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中叶开始，(租庸调制)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不再受到土地束缚，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到了宋代，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二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材料一   伴随着铁犁牛耕技术的推广，由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制度逐步瓦解，顺应经济发展的初税亩等税收制度被确立。西周封建式统一局面崩解、诸子百家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大都要求君主集权与统一。春秋末期，士阶层的崛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国君们任命出身不高、威胁更少的士来担任高级职务，有些强大的卿大夫如晋国的赵氏、韩氏、魏氏，以及齐国的田氏在战国时期成为诸侯以后，继续任命原来为他们服务的士来担任新国家的高级职务，以强化集权统治。战国时代，各国通过变法活动，改变了旧有的地方政治结构，如楚国、齐国、秦国推行的县制或郡县制，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李岩杰《重铸统一的历史演变——从西周封建式的统一到秦代皇权专制式的统一》

材料二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在复杂的政治势力升降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中，有些诸侯国开始取消或剥夺世袭权力，出现了新的地方管理体制——郡县制，这种地方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后被秦始皇推广到全国。秦代在基层广泛实行乡里制度，县以下设乡、亭、里等基层组织，与乡里制度紧密相连的是户籍管理上的什伍制度。秦代地方管理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具有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管理体系。

——摘编自刘素娜《浅析秦代的地方管理体制》

材料一   改革赋税制度是商鞅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商鞅在秦国全境推广了县制，各地行政结构趋于划一；又通过“为田开阡陌、封疆”，统一了全国的土地区划和亩制，这就给统一田税征收扫清了障碍。商鞅遂决定采用“訾（计量）粟而税”的办法均平田税。商鞅于变法初期曾号令全国，“民有两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民的家庭形态就由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的“室”，转变成了以一夫一妻为主体的个体小户，不仅户赋征收单位变化了、增多了，同时也使秦民的基本劳动单位很快实现了个体小农化。秦孝公十四年起又增设“口赋”，分“算赋”（成人税）和“口钱”（儿童税）两种，在秦国开始加征人头税。商鞅认为“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于是在相对减轻农业税收的同时，有意加重商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耕战能力。

——摘编自《商鞅变法中的赋税改革》

材料二   唐承隋制，前期赋役实行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它以民户授田为基础和前提。为确保租庸调的顺利实施，规定每户编造手实，再根据手实编成户籍，按每户丁男、中男数均田、定赋役。手实、户籍、均田、租庸调之间互为依据，便于监督管理，有效地组织赋役征调。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征税范围、税负相对公平，当然更主要是满足中央政府的财力需求，以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

——朱红琼《唐朝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