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雅典城邦的任何公职人员，无论地位多高，皆不能离开公民大会而擅自决定任何政务大事。他们都处于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的经常监督下，若公民大会认为他有失职守，则无论其功勋威信多高，皆依法惩处，从罢官放逐直至处死。实际上所有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政治家都受过公民大会的责罚，米利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亦不例外。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等《世界古代史》

材料二   古代罗马人认为，社会要受法律的支配，法应当是针对所有人的，是公正、正义的，是社会的最高权威，任何人都得依法生活，即法享有绝对的权威，即使皇帝也不例外。罗马法具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需要的现成法律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制的先声。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罗马法的复兴密不可分。自19世纪以来，欧洲大多数国家皆以罗马法为法制基础，制定本国的法律制度，如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继承了《法学阶梯》的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体例；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则是以《学说汇幕》为蓝本的。罗马法中的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私人权利平等原则等都毫不例外的给后世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摘编自沈芝《古代罗马法的内容和影响述评》

材料一   在罗马法的发展史上，万民法成长和法学家活跃时期是罗马法律和法学空前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内战停止，国土继续扩张，各地交通发展起来，人口流动加剧，民族、人民之间联系加强，罗马的商业和手工业极兴盛，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大城市。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得到充分表现。所有这些，不仅在客观上提供了建立统一法律体系的要求，而且也为法律的发展和法学的繁荣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同时，希腊哲学中的自然法思想也在罗马境内流行起来，它提出的理性、正义、诚实等理念为法律找到了一个更加高尚和神圣的目标。

——摘编自郭守兰《西方法文化史纲》

材料二   在罗马法方面，不仅有举世公认的罗马私法，也有与私法相比毫不逊色的罗马公法制度。例如现代宪政制度中分权与制衡原则就是以罗马宪法为滥觞，在罗马共和宪法中，不仅存在同僚之间的分权（双执政官制），也存在执政官和其他行使积极权力的长官与行使消极权力的保民官之间的分权和制衡，最后还有五大宪制机关：人民大会、元老院、长官、保民官、祭司团彼此之间的分权与制衡，罗马的这些制衡机关也在后世逐渐发展成为议会、参议院、监察机关等政权机构。

——摘编自蒋安杰《正确认识希腊法与罗马法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早在殷商之时，“官刑”的出现，中国便有了专门治官监察的规定。汉武帝时，在地方设置刺史行使监察权，对各州进行监察，且独立行使监察权；元朝时，设置了专门独立行使监察权力的机构——御史台，它与中书省、枢密院各自行使权力，呈分庭抗礼之势。清朝时，《钦定台规》的出台，强调监察法律规范的全面化、系统化，对于监察机关正确、合法地行使监察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颇具中国特色的机构、职能和监察法规，切实起到了在国家机器运行中的制衡作用

——摘编自张德权《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之当代借鉴》等

材料二   西方的监察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小国寡民”的政治体制下，雅典城邦出现了带有监察职能的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陪审法庭、贵族会议等。其中，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机关均是共同隶属公民大会，彼此相对独立、互相制约的权力部门。它们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民主又有监督。而公民大会作为雅典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20岁以上男性公民均可参加，该机构崇尚法治，严防个人专制，对僭主和行政官可投票决定惩戒或放逐。而陪审法庭在控制政府官员权力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国家官吏任职前，不管是选举还是抽签的方式选出，被委任者在担任职务前，法庭必须对其实行被称作“认可听政会”的程序，在听政会上，任何公民都能对其提出反对意见，然后陪审团进行投票表决，经多数同意即可，如果情况属实，他就被判处死刑。

——摘编自李勇《试论古希腊古罗马的权力制约机制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