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历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为了在王权承认的“合法性”范围内偷运西学之果，康有为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地从“奉天承运”“圣人之作”的传统象征系统内拾取古已有之的变化之道。……尽管康有为之变法理论似乎处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敢逾越古典圣贤所订准绳，但言行举止中却不时透露出叛逆色彩。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三   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余孚《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历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为了在王权承认的“合法性”范围内偷运西学之果，康有为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地从“奉天承运”“圣人之作”的传统象征系统内拾取古已有之的变化之道。……尽管康有为之变法理论似乎处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敢逾越古典圣贤所订准绳，但言行举止中却不时透露出叛逆色彩。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三   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余孚《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材料一   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使它有个进身之阶，有个“用武”之地，就是一个进步。而新事物在旧体内总是较有活力的因素，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是很难完全如愿的。以后的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的引导下迈开步伐的，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为了在王权承认的“合法性”范围内偷运西学之果，康有为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地从“奉天承运”“圣人之作”的传统象征系统内拾取古已有之的变化之道。……尽管康有为之变法理论似乎处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敢逾越古典圣贤所订准绳，但言行举止中却不时透露出叛逆色彩。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三   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余孚《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