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分权主要以君权与相权，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划分为表现形式……汉代以后，我国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就正式分由不同机关行使，实现了在职能、权力和人员等三方面的分离，和现代国家三权分立的方式相似。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宪政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一部分的分权体制是从总体上以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为目的而作出的政治安排，这三种权力的最终来源是人民，而我国古代无论决策、执行还是监督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皇帝负责。……伯利克里时代的城邦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系统，已具备了近代国家所具有的行政、司法、监督等国家职能，并开始向分权的方向过渡。

——张治平《关于分权与制衡问题的探讨》

材料二   “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里。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任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出优于他人担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们个人才能。”

——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鼎盛时期，雅典总人口40万人中，奴隶20万，公民16.8万，外邦侨民3.2万。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通史·古代史》

材料三   1832年：议会选举改革，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

19世纪后半期：成年男子获得普选权。

1918年：30岁以上有一定财产的妇女获得普选权。

1969年：年满18周岁的英国男女公民都有权参加下议院选举。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通史·近代史》

材料一     “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 是在多数人手里。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任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出优于他人担任一些荣耀的 公职，那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们个人才能。”

——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公元前 5 世纪雅典民主鼎盛时期，雅典总人口 40 万人中，奴隶 20 万，公民 16．8万，外邦侨民 3．2 万。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通史·古代史》

材料二     对债权的规定和解释是罗马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制定了解决各类债务纠纷时适应 的条款，而且特别明晰地规定了契约的各种形式，以及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材料三       “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引起进一步的后果， 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发展起来时，“详 细拟定的罗马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是其 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材料一   “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里。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任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出优于他人担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们个人才能。”

——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鼎盛时期，雅典总人口40万人中，奴隶20万，公民16.8万，外邦侨民3.2万。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通史·古代史》

材料二   1832年：议会选举改革，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

19世纪后半期：成年男子获得普选权。

1918年：30岁以上有一定财产的妇女获得普选权。

1969年：年满18周岁的英国男女公民都有权参加下议院选举。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通史·近代史》

材料三   秦汉以来一直到宋朝，监察机构基本是宰相的下级机构，到元朝则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足鼎立，到明朝设立了都察院，都察院的都御史成为与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尚书并行的国家最高官员，合称“七卿”……监察机关行使权力以皇权为依靠，以封建法制为根据，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长官的指令。这样监察机构行使职权时任何一级行政部门无权过问，任何地方势力更无权干涉，从而确保了监察部门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摘编自张嘉桐《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与当代借鉴》

材料四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