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严词拒绝英国遣使进京。庚申之役后，清廷被迫允准外国公使进京常驻，但对遣使驻外无意执行。1864年，总理衙门将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作《万国公法》分发到沿海各重要口岸。1875年，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使英。甲午惨败，清廷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庚子国变后，清廷广兴新式学堂，鼓励有志青年留学西洋，新式人才逐渐成为驻外使臣来源的主流。1901年，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11年，外务部职能趋于简化，“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

——摘编自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材料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对人类古往今来诸多文明的研究比较，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来解释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他把自然界对人的刺激和人对人的刺激统称为挑战，把人对自然挑战的反应和人对人挑战的反应统称为应战。——据汤因比《历史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材料二   2015年9月28日上午，习近平登上联合国讲台，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是习近平首次在联合国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还呼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三年来习近平至少已70次提到命运共同体。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一次次阐述着“中国主张”。

——摘编自和讯网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更多地表现出中国式的“积极主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通过对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进行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展开的“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布局”来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外交目标上，更注重“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外交策略上，更强调“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外交价值立场上，更明确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摘编自刘骞《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时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