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西汉初年的王，势力很大。王国官吏，除丞相外，都由王未任免，王国的封地，多者一百多城，少者有三四十城，汉初七个异姓王封地的总面积，比朝廷直辖的还要多……汉武帝实际上贯彻了当年贯谊的建议，规定诸王死后，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诸王子分割原来封地为列侯。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简明通史》

材料一   贞现十四年（公元641年），魏征上书唐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做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唐太宗也经常对臣下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时期被后世称道的原因在于君主给了臣子更多的尊重和参政机会，让这些臣子在君臣道义的要求下去参与社会治理，进而在制度设计上为君臣共治的实现提供了许多条件。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   在明代，以官员批评皇帝为核心的君臣冲突表现的尤为突出。成化四年，宪宗为满足生母周氏愿望，命大臣于帝陵外别选址以葬英宗嫡后钱氏。此事有违礼制，群臣极谏争之，“伏哭文华门，竟得如礼”。明中期以后，“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于是“科道”谏言，“天子以四海为家，普天率土莫非所有，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刀锥之利哉”？宪宗迫于群臣压力，对弊政有所厘清。天启年间，熹宗纵容魏忠贤介入朝政，南北诸臣纷纷上疏要求惩处魏忠贤，熹宗皆不纳。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

材料一   北宋初的宰相制度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日益减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另一方面，由于职权的转移，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

——摘编自刘志华《论宋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

材料二   元昊在祖、父两代留下来的政权建设的规模上，立官制，定服饰，造文字，制礼乐，办学校，建宫苑，在汉人张元、吴昊、张陟等人的协助下，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除大体仿照汉官制外，西夏还部分保留了原来的“蕃官”体系，如宁令（大王）、谟宁令（诸王）、祖儒（大首领）等官称。这样，西夏的统治机构就被划分为蕃汉有别的两个系统。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