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间发生了人类精神的奠基。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此时代中，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几乎同时产生于中国与西方，而他们互不知晓。

——摘编自雅斯贝斯《哲学导论》

材料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在当时仅是将“百家”摈弃于官方尊奉的意识形态之外，对其在社会上自由发展则不予干预，未曾一概禁绝。在实际政策的制定上，仍然带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并非教条地照搬儒家原则。法家的一套施政思想、手段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只不过注意用儒术加以包装、“缘饰”。虽然王朝治国并非纯用儒学，但由于形成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选官和教育制度，故而儒家经学大盛于时。另外，汉儒鼓吹的“天人惑应说”也使专制皇权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材料三 实学思潮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来的一股新的社会进步思潮，实学思潮适应明末清初社会的变迁而兴起，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明清实学的精神首先表现在经世思想上，乃是锐意于社会改革的经世济国。与宋明理学家“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的避世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摘编自尚斌等《中国儒学发展史》

材料一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主，以生成为意……古之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汉初是“黄老”“申韩”之学并行的……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而且汉武帝，是个喜欢铺张场面的人，而巡守封禅……典礼，也只有儒家知道。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四   董仲舒实现了对先秦诸子的真正综合，建构起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特别是由于他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武帝钦定，从此使儒学登上了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王座。与此同时，他还为西汉封建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政治举描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改革措施。董仲舒的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促进了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西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摘编自于首奎《两汉哲学新探》

材料五   不难发现，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比其前辈的哲学思想，在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问题上，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而且还使人的认识更远地背离了客观真理。…董仲舒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是他编造的一套“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规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以致尽管各个封建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它们却都直接间接、或明或暗地为“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永恒性”作论证。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