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法经》到《大清律》，中国封建法典具有明晰的因革关系，长期以来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书往往成为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强调遵行礼教，强调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写进法律。同样的行为不一定同罪，同样的罪名不一定同样处刑，行为人的等级身份和血缘关系成为定罪量刑的必要前提。皇帝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央设司法机构，辅佐皇帝的重臣可以过问司法，但是司法长官不能过问行政。地方的行政官吏兼任司法审判。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二   从《法经》到《大清律例》，中国封建法典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皇帝的诏书往往成为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强调遵行礼教，强调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写进法律。

材料三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启蒙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在法律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独立、专业的律师为被审判者提供辩护，可以减少法官对法律的误读；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西方法律制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材料一  《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另外，又以附则形式规定，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担任公职等权利和自由。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国务员（指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选）

材料三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材料四  宪法起草小组从1954年1月开始工作，到3月形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宪法草案初稿，共历时两个多月，相比临时约法起草多了一个多月。1954年6月14日宪法草案公布后，全国人民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讨论。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全国人民参加讨论的人数共有1.5亿多人，在上海，全市627万人口中270万听到了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156万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16.5万条意见和建议。1954年3月25日起全国政协组织了17个座谈小组进行了讨论，共讨论40多天，参加者500多人，开会260次。宪法学界编写了30多本小册子，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种机构来引导宪法草案的讨论。这为人民更好地认识宪法打下了基础，树立了人们对最高规范的信心与内在认同，并以此为起点确立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