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幼年时从师学习，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接受传统文化，聆听众多爱国故事，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1896年，在其文章《变法通议》中，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开明专制”论，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百日维新”期间，又撰写不少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严酷的现实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然而他并未醒悟，跟随康有为，公开提出“保皇”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

材料   梁启超先生的政治思想可以分为数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6年发表《开明专制论》前，此间梁启超积极推进维新，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第二阶段是1906年到武昌起义之间，梁启超先生发表《开明专制论》，明确提出了“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论断。认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故只能实行开明专制。第三阶段是武昌起义后到民国建立前，他明确提出“虚君共和”思想，并反对美国共和制在中国推行。第四阶段为民国建立初期，其思想由君主立宪转变为民主共和。第五阶段为晚年时期（1917年后）。梁启超先生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其政治思想于晚年居于保守。

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躬身入局，致力于建设。其政治思想虽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但其置身于乱局之中也难免会随波逐流，不过这种随波逐流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不好，恰恰反映了梁启超先生与时俱进的特点，忽略晚年保守时期不谈，他的思想可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停地进步的，这一点比他的师父康有为要优的多。

——容成《梁启超先生生平评述》

材料   西方传教士在我国开设女子学堂虽然是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但客观上却促成了中国少数妇女开始接受文化思想教育，成长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述了妇女问题，提出废除家庭婚姻契约，并于1883年发起“不缠足会”。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倡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谭嗣同主张女子和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支持女子做一个独立、平等、自立的人。他还把妇女问题看成封建纲常总体的一部分，矛头直指封建宗法制度和统治阶级。梁启超在1897年12月刊出的《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成为创办女学堂的蓝图。1898年6月，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后更名为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办，收女学生20名.提调、教习、帮办等都由妇女担任女学堂的教习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从事教育工作的妇女。然而，随着后来百日维新的失败，中国女学堂仅办学一年多就被迫关闭，“不缠足”运动也中途夭折。

——摘编自徐静《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