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军入关后和顺治皇帝初年，由于落后生产方式及统治方式的影响，以强制手段大规模将关内汉族耕地圈占，为满洲贵族、将领、士兵们的庄田或牧场。顺治曾先后三次颁布圈地令。事实上，不但荒地、无主地被圈占，大量有主的汉族地主和农民的支地也被圈占。……直隶地方，顺天、天津等膏腴之地，多被旗圈。圈占土地的范围不断扩态，史载：“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定，则庐舍场囿，悉皆电有”。很多汉族平民田地被占，妻离子散，颠沛流离，沦为满人农庄的奴隶或者长工、佃户。

——摘编自齐涛《资政通鉴》

材料二   18世纪中叶起，英国从私人圈地进入国会图地时期。英国的农业革命正是通过这次圈地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技术革新完成的。这次圈地的直接动因是由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对商品粮及原料的巨大需求。1760年开始的乔治三世在位时期，国会颁布圈地法令达3000个以上。从1760年到1815年共圈占农民土地600多万英亩。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最终确立起来，大租地农场的经营方式占据了绝对优势。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质变，形成了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三大阶级。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村的社会变革以及阶级关系的演变，已基本和城市相平衡了。英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大租地农场的经营方式，鼓励了对农业的投资，为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机器的应用扫除了障碍。

——摘编自刘宗旭《世界近代史》

材料一   10世纪以来的西欧，随着重犁普及和三圃制的推广，耕地与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处处可以遇见渴望到远方磋磋运气的年轻小伙、找钱赚的冒险者。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更多的市集，甚至授予城市自治特权。它们大多以修道院或教堂为中心。某些宗教节日，如礼拜日或圣徒日，也会成为市场日。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贸易重新开通，威尼斯、热那亚等许多商埠在东征途中发展起来，但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据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力、化学产业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德国经济结构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了就业人口结构的调整，1871—1913年间工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501.7万人，飙升至1172万人，增长率高达134%。在德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工业城市尤其是重工业城市发展最为迅速，以至于出现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极速城市化”，1871—1910年间德国城市人口净增2413万人，而总人口增加了2386.7万人。1891—1910年间，大约有91个城市推行了行政区合并政策，这些城市的人口增加了173万，新增人口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给城市住房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供水、排污以及生活垃圾处理的基建步伐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挑战。

——摘编自徐继承《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速城市化与公共卫生危机》

材料一 美国工业革命开始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没有采取圈地运动来发展资本主义农业，而是采取了向西部开拓疆土、实行移民垦殖的“美国道路”。1862年林肯政府的“宅地法”大约使六十万户农户无偿得到了八千万英亩的土地，农庄总数由1860年的二百万个增加到1900年的五百七十三万七千个。为了改变落后面目，美国通过政府资助、农业教育和农业展览等方式，掀起改革农具的热潮。南北战争后，又开展科学种田、改良土壤、引进良种、使用化肥、防治病虫害，并发明了蒸汽动力拖拉机在内的各种农业机械。开初，一个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仅够糊口，1860年提高到能满足4.5人的需要，到1900年就能满足7.67人的需要，人均粮食产量约二千斤左右。

——据戴志先《十九世纪的美国工业革命》

材料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著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农户与市场间缺乏有效的联结机制，经常出现农产品“买难卖难“，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影响了农业的稳定发展。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些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贸易企业、加工企业率先与产业链上游的农户联合起来，将农业生产、工业加工、市场销售整合在同一个经济联合体中。1993年，山东潍坊市正式提出“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2011年，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量超过28万，带动种植业生产基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约60%，带动农户数量占全部农户数量的40%以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地域已从沿海扩展到了中西部地区，由养殖业扩展到了种植业、林果业、水产业等。

——据戚振宇《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优化研究一基于比较制度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