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 　明初实行“厚往薄来”的对外交往政策，积极发展对外交往，较少考虑经济利益得失，明初的朝贡贸易本身也不是市场主导下的正常经贸往来。明中期以后不再无条件地满足外国贡使的全部请求，同时重申“四夷”朝贡制度，以杜朝贡“频数”。从正统（明英宗年号）之后明廷给予各国朝贡使臣的赏赐来看，虽然明朝统治者表面上不断强调，对待外国贡使要加以抚恤、厚加款待，“以示柔远之意”，但对“四夷”朝贡的赏赐总体上呈变“薄”之势。明廷对周边诸国朝贡态度的变化，表明其以“厚往薄来”为基调的对外交往面临变局，“四夷来朝”盛况不再，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日趋衰落，逐渐取而代之的是“四夷来商”，即民间性质的海上贸易。

民间海上贸易的出现是明廷实行的海禁政策的产物。明廷实行海禁本为垄断朝贡贸易，但这一行为在阻碍中外经贸交流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沿海居民利益，遭到沿海居民的反抗，一些沿海居民甚至潜逃国外。

——摘编自刘祥学《“四夷来朝”与明初百年对外关系的变局》

材料二   1858年，中国清政府在与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接受了外国使馆常驻北京的要求。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国放弃了旧有的朝贡体制，开始按照西方的制度处理外交事务，并终于认识到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自成体系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脱胎换骨的角色转变，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巨大，在一定意义上缩小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鸿沟。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故开始培养通晓外语的专业人才，也逐步建立、建设相应的外交机构，向外派遣常驻外交人员。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到金灿灿

——摘编自陈奉林《西方的冲击与近代东方外交体制的自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