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韩愈（768-824年）“三岁而孤”，“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他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希望做个谏官，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长庆元年（821年），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新唐书》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韩愈在《论佛骨表》中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敢发狂言。韩愈文章真率大胆，慷慨激昂，忧愤甚广。凡论及人才，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云云。《新唐书》说韩愈“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拔人才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年），终年五十七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唐代的韩愈，他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说”，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导对儒学经典义理的探求。并和弟子李翱先后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韩愈创导的新儒学，经过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后，到北宋中叶的仁宗初年，新儒学又重新开始在宋代文化学术舞台上兴起。活跃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吸收佛、道二家学说，成为后来新儒学“宋学”的学术取向。

——摘编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晚清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受到西方的挑战，也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西方的冲击一方面激活了儒学中的文化因素，使之与时代的变动相结合，形成主动追随时代进步的学术风尚。晚清儒学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不断接纳西学，并受到西学的改造，在这一改造的过程中，儒学与西学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地位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历史轨迹，儒学由最初的有选择地接纳西学到中体西用，再到中西融合的新学，完成了自身的近代化。

——摘编自孟富国《浅析晚清儒学的近代化及其动因》

材料三   道的文化与器的文化，此种论调盛行于1865年至1894年，代表人物为曾国藩、李鸿章、薛福成等人。此种论调认为，道的文化是形而上学的，所谓器的文化是形而下的。孔子之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西方的器械精巧，工艺精湛，是我们应该学习搬运过来的。

——摘编自胡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反思》

材料四   康有为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于是他们重搬儒术，利用当时迷信孔子的社会心理，把孔子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依援孔子儒经实现他们的维新大业。可以说，维新派的“迷恋传统文化”，是依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欲托孔子以行其术”。

——摘编自汤志钧《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