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雍正时期，各地奏请开矿，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下达“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等命令；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的矿产，则由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

1872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上海各工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多，“可忧孰甚”。他建议清政府“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清政府采纳李鸿章建议，决定先在部分地区试办“开采煤铁事宜

——摘编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等

材料二   新中国“一五”计划指出：“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它的勘探进度，资源供应的保证程度，是合理地分布生产力、建立新工业基地、正确地规定工业建设计划的先决条件。”为此，国家要求“有计划地展开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加强对某些从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以及在地区上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

——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材料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包括：

一、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二、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

三、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

——摘《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材料一：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1898年，清政府矿务铁路总局发布《矿务铁路章程》，声明总局对各地方矿务的管辖权；准许华商借洋款办矿，或者华洋合股办矿。1907年，《大清矿务章程》确定外资投资中国矿产业的原则：“凡与中国有约之各国人民，允愿遵守中国之法律，皆得在中国与华商合股，禀请承办合律之矿产”，“华洋股分以各占一半为度”。

——李海涛《利用与被利用的困境》

材料二：

一、开发联邦之自然生产的特许权。

二、苏维埃市场上迫切需要之制造品的工业特许权，在同一业主下，并准许其得建筑与装置最科学的与最专门的各种工业工厂。

三、贸易特许权。此特许权准许外人在苏联内开设为经营输入输出事业之目的的机关，但每个单一交易，须受国内与国外贸易部之批准与许可；此外，又须得特许当局之批准。

四、农业特许权。其目的在投新资本于农业方面，其结果是更科学的耕种方法之介绍。

五、运输特许权。给外国商界以建筑新铁道与组织其他运输机关之权利。

——1921年苏俄对外国资本的特许制

材料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所吸收到的海外直接投资中绝大部分来自于港、澳、台地区。这些资本以追求大陆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纷纷将资金投向中国。欧、美、日等国对中国的直接授资在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投资增速在20%以上。世界500强企业几乎全部布局中国。2001年以来，以通信、金融、商业、中介服务、教育和文化艺术等为代表的服务业所吸引的外商资本规模增长更快

——王珏《中国对外贸易70年变迁》

材料一   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秦朝正式以法律形式规定重农和发展农业生产。汉承秦制，继承了这一思想并采取经济立法的形式实行盐铁专卖和手工业官营之制，彻底制约工商业发展，“法律践商人”的格局形成，其抑商之法亦为后世所模拟。宋代因财政匮乏，实行国家专卖禁榷制度，禁榷范围扩大到除传统盐、酒、茶外、铁煤、香料、宝货等均被列为禁榷物种，专卖所得成为宋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明清时期，官府为了垄断食盐、茶叶等专卖商品的市场交易，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专卖制度，禁止民间商人自由经商。同时，立法严禁私人从事海上贸易，实行“海禁”政策，沉重打击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对后世造成严重影响。

——摘编自秦语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重农抑商政策的变迁》

材料二   16、17世纪，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急剧发展和商业资产阶级力量增强，为适应民族国家崛起的需要，英国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最初表现出对金银货币的狂热追求。随着重商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重商主义者认识到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同样是使国家致富的有效捷径。16世纪后期，英国正处于这一转变的过渡阶段，当政的伊丽莎白一世激励建立各类海外贸易公司，扩大英国商品的海外市场；对内则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但是，到了1832年议会改革后，上台掌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便开始了争取废除一系列重商主义法律的斗争。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