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基于现实生活的感受，起而抨击理学，公然倡扬“人欲”“日用”“私”“利”，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相对抗。如王艮主张“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人欲即是天理”；李贽讲“私”讲“利”，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直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义中之利，君子所贵”，否定了理学将义利相对立，重义贱利的观念；他们还主张“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提倡“实学”，反对理学的空谈性理，指出其于世事毫无助益。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二   早在1895年前后，康有为便已取法西方基督教的先例，提出“孔教”之主张，并倡议以孔子生年，作为中国历史纪元之始。及戊戌年间，康有为受命主持变法，更极力动员将孔子符号作为重建中国政治、文化秩序之张本。一时之间，“保教、保种、保国”之说，风行草偃，信从者众，甚至连日后以“排满”著称的章太炎，也曾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写就《客帝论》一文，提出“以素王（孔子）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的主张。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吏》

材料三：“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是历史的必然，虽有过激之嫌，但不可肆意丑化和歪曲。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历史又证明封建体制内无法开足以振兴民族、抵御外辱的新路。在这样的形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有识之士以传统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作为批判的把子，应该说时代赋予的动力，是当时中华民族时代任务的召唤。因此，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观点无可厚非，他们颇为激烈批判态度，其实质是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而扫除障碍。

——陈道贵《孔子之现代意义的三个层面》

材料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材料二   魏晋南南北朝到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

材料三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