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墨家从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对立物，其十大主张每一个几乎都是直接针对着儒家的，而孟子和荀子也都把墨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论敌；至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于各家都有尖锐的批评，其极致处，则要君主完全 以法为教，扫除异己。……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羲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三:早于西方，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有一场思想“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在黄宗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 由于种种原因，启蒙思想在中国止于“思想”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但从黄宗羲的论证中，从梁启超的评价中可以体味到其发源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意识、权力制约、地方自治、民主议政等一些具有近代宪政气息的思想因素。

——摘编自马小红《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被确立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思想。这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儒学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有利于巩固大一统国家和稳定统治秩序。从此，儒学成为各级学校必修的重要内容和朝廷选官的考查标准，从而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材料二   朱熹认为：“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王守仁认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圣教第一要义。

材料三   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仪抑之”；顾炎武提出要因地制宜，振兴工商业；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

——摘自《朱文公文集·答张敬夫》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物”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说:“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摘编自刘畅《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王守仁把“心”上升到“与物无对”的唯一“主宰”地位,“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声称“理”“物”只是“心”所本有,有是心才有是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王守仁讲:“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认为,“良知”是知行的本体,知行是复那本体的“功夫”。

——摘编自周立升《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

材料四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一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各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一竞争一机遇一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