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宋初贡举，多承唐、五代旧制，取士科目主要有进士、诸科。进士主要试诗赋，兼试论、策，诸科则主要试帖经、墨义。从北宋建国到王安石变法之前，虽在考试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对于贡举科目、考试内容却因循守旧。熙宁二年，王安石擢为参知政事，进行贡举改革，主张经术不能脱离社会实际，通经为了致用，于是罢明经、诸科，以进士一科取士，断然罢诗赋，专以论策试进士。熙宁六年设明法科，规定进士及第后，必须经过律令大义和断案的考试，才能授官。熙宁八年，由王安石主持编订的“三经新义”作为全国学校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范本颁行全国，实行“一道德”。

——摘编自张希清《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

材料 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大加改革：科举考试中进士科不再考诗赋，改考论、策，其帖经、墨义，则改考大义（帖经专责记诵，大义是要说明义理，可以发抒意见的）；别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业的士子；主张学校养士，所以整顿太学，立三舍之法，以学年和考试成绩递升，升至上舍生，可免发解及礼部考试，特赐取得做官资格。

变法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诗赋水平高低容易评判，策论弄虚作假也难知道，因此看卷子难了；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他们主张科举继续以诗赋为主。

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考内容非其所习，科举之人，是要反对的。于是至元祜年间回复旧法，而熙宁之法复废。但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也要加以反对。于是折衷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一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才的主要途径。照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礼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象，中格即取”。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摘编自白寿彝著《中国通史》

材料二 变法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诗赋水平高低容易评判，策论弄虚作假也难知道，因此看卷子难了；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他们主张科举继续以诗赋为主。

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考内容非其所习，科举之人，是要反对的。于是至元祜年间回复旧法，而熙宁之法复废。但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也要加以反对。于是折衷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