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性。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这类因对抗性互动而产生的概念转移，急剧而彻底……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材料二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冲突中进行的，并且中国文化处于劣势。中西文化之间的这种落差，影响了一些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保存国粹”，一是“醉心欧化”……以上一方趋于保守，另一方又过于盲目，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评价都过于偏激。

——张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冲突及其作用》

材料一     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历史上兴起衰落，离散聚合，消失或成长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只有那些开放的、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

——王天皇《多极世界和为责一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材料二     启蒙运动者认为惟有向非基督教世界的东方求助借鉴，吸取合乎理性法则的思想材料。儒家学说以“道”这一理性为基本原则，成为法国哲学家倡导理性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更是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扩张所追求的社会楷模。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示了反对神权统治下的欧洲君主政治的残暴统治，而把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于道德的政治制度作为理想目标。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革命与改良两派都取法于西方，向西方学习。卢梭、孟德斯鸠等英雄形象，成为两派人汲取思想和战斗激情的共同来源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