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   今天山西省的边界早在秦代就已大致形成，其东、南、西三面以太行山和黄河为界，在秦代恰好是太原、河东、上党三郡的边界，古代的豫章郡几乎与今天的江西省完全一致，其东、西、南三面以山脉、北面以江为界。元朝行省的划界打破了以往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边界的原则，大牙交错原则更加突出。两广地区原有南岭之险，元代将南岭的部分区域分别划给江西、湖广两个行省，以此来控制两广地区。“合江南、江北为一长江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摘编自王芳《中国古代政区划分原则初探》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学、右还、左承、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死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四   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今天山西省的边界早在秦代就已大致形成，其东、南、西三面以太行山和黄河为界，在秦代恰好是太原、河东、上党三郡的边界，古代的豫章郡几乎与今天的江西省完全一致，其东、西、南三面以山脉、北面以江为界。元朝行省的划界打破了以往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边界的原则，犬牙交错原则更加突出。两广地区原有南岭之险，元代将南岭的部分区域分别划给江西、湖广两个行省，以此来控制两广地区。“合江南、江北为一长江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材料二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五代藩镇-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三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摘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