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自今以来，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中英《南京条约》

材料二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中日《马关条约》

材料三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由诸国分应主办……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即弹压惩办。

材料一　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

——《南京条约》

材料二   日陆军自海上分别登陆台湾西岸及南端，海军陷旗后(高雄)，凤山不守，台南陷于重围。刘永福以援断饷绝，事不可为，西去厦门。十月二十一日，日军入台南。不及万人的义勇军及黑旗军对抗数万人，明知势不相侔，仍能喋血奋战四月有余。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三   “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各省抚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

1842年《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

1858年《天津条约》增开了营口、烟台、汉口、淡水等10处通商口岸。

1860年《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商埠。

1895年《马关条约》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1842﹣1895）

总理衙门1899年4月提出的“自开商埠办法”咨文做了明确解释：“自开商埠，与约开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该处商民将来所立之工程，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应统设一局，不应分国立局。内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之官员，并该口之税务司，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1989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