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有过不少建树：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提倡世界语等。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摘编自陈漱渝《“五四”前驱国学健将》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钱玄同倡导文学革命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钱玄同推动文字改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918年，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发表在《新青年》上。文中指出汉字在学与用上诸多缺陷，并说汉字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他主张先废除汉字。陈独秀赞同其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的方案。鲁迅认为人类未来最终会使用同一种共同语言，当前文字简化与拼音化是为之后世界语的使用提供基础与准备。他的《阿Q正传》中主人公的命名上出现字母的使用，是对汉字拼音化的一种回应。然而，作家巴金在他的《病中集·汉字改革》一文中指出： “我年轻的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如果汉字走向拼音化，“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这种充满历史感的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值得我们深思。

——摘编自刘婷《时代的神智——汉字形与意的思辨》等

材料二   1949年 10月10日，由吴玉章、郭沫若等人领衔，“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的主要理事一致同意“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但为了应付目前需要，也把促成“汉字的简单化和标音化“作为另一项重要任务。这一时期的文字改革者所提倡的汉字简化并不是全新的文字改革思想，从理论来源来看，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后，钱玄同所提出的汉字由繁至简的发展规律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简化汉字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国家和中央文字改革协会认为国家建设需要扫除文盲，所以把简体字放在文字改革的第一步。1956 年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发布。这个决议的颁布，使简体字终于获得中央政府的承认，正式取代繁体字成为国家法定的“正体字”。

———摘编自崔明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汉字简化改革研究》

材料一   从康有为的思想发展来看，1888年在他第一次向清帝上书以前，他主张古文经学。他著《何氏纠谬》，从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了今文公羊学大师——何休。康有为对孔子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孔子虽圣”，只是搜集遗文，退而讲学。不过，他和一般汉学家不同，他尊事周公，酷好《周礼》，其目的是想从古文经籍中寻找可资经世的东西，学周公“定新制以宜民”。1890年，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康有为开始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并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

材料二   《新青年》反孔批儒，（新文化运动）乃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陈独秀是新文化反孔教运动的领袖。他对孔教的判断，诸如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合、与共和“绝对两不相容”、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由此而生之忠孝节“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等，长期以来，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对孔教的论述要点，也形塑了至今为止大部分国人对儒教的基本观感和认知。

——摘编自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